今年的“一號文件”強調“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農業經營主體的完善是重要環節。從記者在多地的調研看，三類農業新型經營主體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問題。

　　當前，家庭農場面臨著與市場有效對接的問題。自2013年“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家庭農場以來，由于它能實現適度規模經濟，在農村得到了迅猛發展，不過它主要依靠家庭勞動力，在對接市場時還是困難重重。

     在安徽北部看到，淮河兩岸的家庭農場比比皆是，這里每畝土地的年租金已超過1000元，這些家庭農場為了對接好市場，很多是和合作社、農業企業聯手創市場。安徽省阜南縣56歲的家庭農場主苗少金告訴記者，單個家庭的勞力有限，要把農業產業鏈上的所有環節都包下來，是不現實的。以他為例，近年來從村民手里流轉了80畝耕地種植黃梨，生產量比以前大大增加，如果僅靠他家去闖市場、賣果子，風險實在太大。現在他聯系了一批同行，采取“合作社＋家庭農場”的方式，才有專門的人員跑市場，有效地降低了市場風險，提高了家庭農場收入。

　　相比家庭農場，公司化運營的農業企業雖然有專人跑市場，但卻存在兩個很難克服的問題。一方面，雇傭的農民存在“出工不出力”的現象。安徽省阜南縣農委副主任蔡明勝對記者說，由于不是種自己的地，同時農產品又不像工業產品一樣可以標準化檢驗，農民干活效率大多比一家一戶生產或家庭農場低，有些農業企業因此出現虧損。

　　另一方面，適宜耕種的土地依然是農民的“命根子”，不少農業縣土地流轉難以成規模，如陜西關中平原的扶風縣土地流轉率僅16%。從事農業管理30多年的甘肅省景泰縣農牧局經管站站長尚站新對記者說，如果把土地長時間交給農業企業，不少外流農民擔心老了回到農村后，靠一年幾百元的流轉費活得太艱辛，這種心態在耕地條件比較好、城市就業比較難的欠發達地區農村尤其常見。相比之下，以農民自己生產為基礎的合作社就沒有這樣的負面效應。

　　據了解，“合作社＋”既有專人跑市場、又不影響農民的生產經營權，以合作社為紐帶的“合作社＋農民”“公司+合作社＋農民”已成為欠發達農村數量最多的新型經營主體。這些經營主體本應強有力地帶動農民發展，但是多數“合作社＋”卻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記者采訪發現，安徽、湖北、陜西、甘肅能有效帶動農民致富的合作社在四省均不到20%，很多縣在10%以下，像甘肅省有一個縣2482家合作社只有40家能起帶動作用。

　　農業合作社“多而不規范”

　　記者發現，“合作社＋”起不到應有的帶動作用，主要是因為做不到“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多數合作社像“露水夫妻”，利來則聚，利盡則散。

　　在中西部多個農業縣調研發現，當前的農業合作社大多數是最近10年發展起來的，無論是在山區還是平原，這些農業合作社都是“多而不規范”。如陜西深處秦嶺腹地的一個縣，目前有農業合作社128家，但是完全規范運作的一個也沒有。位于關中平原的扶風縣有農業合作社650家，運作比較規范的僅占20%。據陜西省農業廳統計，到2016年底全省共有合作社4.2萬家，其中只有2000多家是夠得上省級示范條件的規范發展的合作社。

　　目前，農村合作社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可以共富貴、不能共患難。絕大多數合作社與農民的關系黏性不強，與農民沒有建立起農產品保護價收購制度。當農產品市場比較好的時候，還能聚在一起發展，當市場滯銷時，無法做到風險共擔，就各奔東西了，社員與合作社的約束關系十分松散。

　　二是大部分合作社缺乏規范、透明的財務管理制度，只有“收入－支出”的流水賬，沒有完整的會計資料。西部一個縣農業局農經站站長對記者說，縣里的合作社沒有專業會計，包括信用社在內的金融機構都不愿意給合作社貸款，除非有信譽的機構擔保。陜西省委農工辦公布的2016年金融支農調查顯示：全省近81%的農業合作社希望得到貸款支持，但只有0.7%能獲得貸款。

　　據了解，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監管不嚴。由于沒有一個機構切實對合作社的市場退出負責，使得現有的合作社“魚龍混雜”，貌合神離的“露水夫妻”比比皆是。

　　據記者調研，當前各地對合作社的管理存在漏洞，工商部門只管注冊登記、農業部門只管認定和業務指導，誰也不管合作社的市場退出，客觀上使得合作社只有生沒有死，造成大量“空殼合作社”。陜西一個平原縣的農經站站長對記者說，該縣在工商局注冊的農業合作社有630多家，但是愿意接受農業部門指導的只有150家左右，有些合作社只是徒有其名，有的只為獲得國家的專項補貼。據記者調查估算，中西部多數省份至少有15%的合作社沒有運作過，成為“空殼合作社”。

　　由于監管不力，運作正常的合作社，不規范的地方也非常多，尤其是合作社的理事長，缺少監督后，能否按照合作社的章程辦事，完全靠自覺。近年來出現一些合作社搞非法集資事件，凸顯合作社監管的不足。據記者調查，2014年、2015年，僅陜西關中就有多家合作社理事長涉足非法集資。有一位理事長在被判刑三年后，竟嫌出獄早、擔心被社員追債，要求法院判他30年。在這些事件中，都存在相關部門的監管缺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