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4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推出進一步減稅措施,持續推動實體經濟降成本、增后勁之后,日前國家稅務局為貫徹落實國務院推出的簡化增值稅稅率、擴大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的小型微利企業范圍等一系列減稅新措施,發布了《關于落實進一步減稅措施優化納稅服務工作的通知》,從服務納稅人的角度出發,圍繞事前開展全方位培訓、事中提升辦稅便利水平、事后實施分析督導三個維度明確了10條服務措施,確保減稅措施順利落地,持續推動實體經濟降成本、增后勁。
輿論媒體和中小企業對國家推動減稅降費之舉一致贊揚并寄予希望。民建會員、中國智能物流包裝公司副總經理余渡元向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表示,創業不易,創新更難。創業需要具備一定的主客觀條件,創新需要有合適的土壤和環境。在當前嚴峻的經濟環境下,企業生存已是相當不易,企業一方面需要有源源不斷的“活水”來,另一方面也需要最大限度地減負、降成本,以維持生存,促進發展。大多數中小企業都存在先天稟賦不足、內部管理不完善等問題,小微企業更是被頻繁地換洗牌。盡管如此,這些企業是我國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礎,也是促進社會穩定的錨。中小企業能夠長大和走強,國家經濟實力才會真正強大。
減稅降負舉措固然能有效推動實體經濟降成本、增后勁,不過在政策落地的實施過程中,還需要明確兩個問題,一個是科學地判斷企業稅負輕重,明確相對指標,并準確分析以作為判斷稅負輕重的重要參考指標,為政府部門的決策及時提供有效的依據。另一個是對中小企業的稅政服務能力建設亟待加強。
判斷企業稅負輕重應明確相對指標
上海民建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輪值主任、原國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陳堅表示,企業界認為現在的稅負較重,而政府管理部門認為中國企業的稅負在國際比較中并不算高。大家各說其事,究竟如何看待企業稅負的重輕?還應該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陳堅舉例,從媒體披露的信息看,2015年“娃哈哈”集團營業收入為677億元,實現利稅總額114.64億元,上繳稅金56億元,凈利潤為58.64億元。經計算,年度稅費合計56.74億元,稅費占營業收入的比重為8.38%。繳納稅費占企業利潤的比重為49.49%;據“康力電梯”的年報披露,公司2015年上繳的各項稅費為3.36億元,年度營業收入為32.7億元,凈利潤為4.88億元。稅費與營業收入的占比為10.27%,稅費占企業利潤的比重達40.78%;據“格力電器”公布的數據,2015年該公司共繳納各類稅費148.16億元,當年的總營收為1005.64億元,凈利潤為125.32億元,稅費占到公司營業收入的14.7%,稅費占企業利潤的比重為54.18%,企業年度所繳稅費相當于凈利潤的1.18倍。
“從這些數據看,企業稅負是比較重的。”陳堅表示,需要強調的是,上面所列舉的三個公司,其經營及盈利在目前的企業中處于相對較好的狀態。很多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稅費與企業利潤的比例嚴重失衡(小于30%)的狀況已不鮮見。
為什么會出現對稅負輕重判斷不一致的情況,陳堅認為,主要原因在于計算方法的不同。目前全球比較通行的衡量稅負水平的宏觀指標大致為:一是以政府的財政收入與GDP的比例來衡量稅負水平,即用當年政府的財政收入與GDP總額之比來度量。據此計算,中國近20年的稅負水平大致在30%左右。需要指出的是,此方法統計所涉及的政府財政收入不包括國有土地的使用權出讓收入。二是分析稅收收入與GDP的比重。以這種方法計算出來的中國的稅負更低,大約只有18%。這種方法統計的結果,在2013年發達國家的總稅負約為26%,發展中國家為20%。中國的稅負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三是將稅收收入加上社會保障繳款之后與同期GDP做比較。據此方法計算,中國2012—2015年的平均稅負約為23.4%。比OECD國家低了大約12個百分點。
陳堅認為,企業與政府部門對于稅負問題的不同解讀,與我國當前稅務結構的設計有關。目前中國政府向企業征收的主要稅種是所得稅和增值稅,這就導致在中國稅負的結構里,稅負主要由生產者承擔,以消費者家庭來承擔的比重相對較小。中國企業實際上承擔了90%以上的各種稅費,而個人承擔的稅費比重不足10%。這種結構與世界主流的征稅方法相去甚遠。另一個問題是,中國企業承擔的稅收以外的費用較高,非稅負擔重。包括了政府向企業收取的名目繁多的附加費。如7%的城市維護建設費、5%的教育附加費和1%的防洪費等。
陳堅表示,企業對稅負的感受還與經濟景氣度相關。在同一稅制和稅率下,經濟景氣度較好,在企業利潤率較高狀態下,企業對稅負的承受度較高。反之,在景氣度較差、盈利水平降低的狀態下,企業對稅負的承受度也相應遞減。在目前中國的經濟景氣度明顯不足的狀況下,現有的稅負讓企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這就是當下企業紛紛呼吁稅負較重的原因。
此外,在討論企業稅負時還有一個變量值得關注,那就是土地出讓金問題。陳堅認為,在考量稅負壓力問題時,土地出讓金應該列入政府財政收入的范圍。
由上分析,陳堅建議,相關部門應對目前企業的稅負問題做作一步的深入調查和分析,將相對指標的分析作為判斷稅負輕重的重要參考指標。在宏觀分析上應關注兩個相對指標:一是考量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與GDP增長幅度的比例。同時應將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合并計入總量之中。二是考量工業增加值增長的幅度和GDP增長幅度之比。盡管這兩個指標在2016年度均出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但是必須認識到這種下降是前幾年稅負過重的產物。以后還是要繼續關注這兩個相對指標的變化狀況,將此作為宏觀決策的重要參照。在微觀上應關注兩個相對指標:一是稅費與當期營業收入的占比。一般而言,這個比例不宜當期企業的毛利(即當期利潤與營業收入的比例)。二是稅費占當期利潤的比例。一般而言,這個比例不宜超過30%。行業協會更應關注上述幾個相對指標的變化情況,為政府部門的決策及時提供有效的依據。
中小企業稅政服務能力建設亟待加強
余渡元認為,現在稅政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如:稅法和稅收政策的宣傳形式大于內容,互動性不足,時效性不足;管理本位和服務不到位易引發征納雙方爭議和矛盾;辦稅效率低,成本高,部分設施利用不足;稅控軟件和網上辦稅系統的功能只限于管理而不好用;人為地對紙質發票購買數量和單張發票的金額作不合理的限定;稅政的大數據資源沒有得到有效利用,沒有服務于中小微企業的質量提升。因此,在積極推進減稅降費的同時,還必須盡快加強企業稅政服務的能力。
一是改善稅法和稅收政策的宣傳方式,針對性主動推送,保有效反饋,增強企業財稅管理意識。一定要重視互動性欄目的建設和維護,技術不是問題,關鍵在于理念。應有專人負責,應重視雙向反饋,因為有活力,所以它才有價值。
二是加強稅政整合期的關系協調,對中小微企業涉稅問題應寬嚴相濟。政府推行的“三證合一”“營改增”“五證合一”等新政,以及國稅、地稅聯合辦稅等政策對企業來說是福音,但這個過程中也有可能會影響到納稅企業,應避免造成“空擋”而引發涉稅矛盾。同時,應加強稅政人員的專業技能培訓,對態度、能力與其職責不匹配的人員要進行調整。稅政部門在處理企業涉稅問題時應把握好尺度,區分行為的惡意和非故意類型,做到寬嚴相濟,一方面要維護政策法規的嚴肅性,另一方面要保護企業的積極性,愛護企業,幫助企業成長。
三是進一步優化流程,簡化審批,提高辦稅效率,降低辦稅成本。從辦稅的實際來看,文書申報經辦類的業務最多。應抓重點,針對此類業務做流程優化,推行網上申報,網上審批,線下補報紙質材料留檔備查等相結合的方式,減少辦稅人員來回跑路,提高一次性通過率。企業購發票、代開發票等也都盡量通過網上辦理。
四是升級稅控軟件和網上辦稅系統,兼顧企業財務管理和財稅融合需求,推進財稅共同化管理。稅政部門應借助稅控系統以促進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的規范化,促進企業的管理能力改善。企業的業財融合,財稅也需要融合。企業之間的業務可以是不同的、定制化的,但企業的財稅管理可以是標準的、共同化的。稅務部門應支持稅控系統技術升級,以中小企業的財稅管理融合和管理共同化為目標,增加相應的功能,著力提高可用性、易用性,提升中小企業的財務信息化水平,既便利于中小企業開展業務,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小企業財務信息化的成本,對企業而言是比較經濟可行的;同時,有利于稅務部門強化信息采集利用,加強企業的動態管理。
五是開放發票購買數量和單張發票的金額,加快推行電子發票。可以采取負面清單制來管理中小微型企業的發票購買和開票行為。對于經營正常的企業,購買普通增值稅發票的數量與單張金額可以放開。對于經營異常的企業,則實行嚴控的辦法進行管理。回歸發票的作用本質,加快推行電子發票。網絡化時代已完全具備了實施發票電子化的條件,為稅政減負、為企業減負、為社會減負。
六是加強大數據資源利用,讓稅政精準服務中小微企業。具體包括:以數據管理為突破口,建立中小微型企業精細化、集群化管理模式;把握流量入口,構建基于“票務”的平臺和“稅客廳”;推進納稅信用與信貸的結合,助力解決中小微型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與金融機構合作,共同推進誠信聯合激勵,對企業也是具有約束力和吸引力的。將納稅信用與信貸融資掛鉤,稅務部門與金融機構信用互認,為信用等級高的小微企業融資提供信用支持,千方百計為企業做好服務,既便利企業融資又促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讓誠信守法者暢通無阻。強化失信聯合懲戒。對進入稅收違法“黑名單”的當事人,與相關部門依法聯合懲戒,實施禁止高消費、限制融資授信、禁止參加政府采購、限制取得政府供應土地和政府性資金支持、阻止出境等措施,讓失信者寸步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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