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陸家嘴論壇”于6月20日-21日舉行,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表示,最近一段時間,監管政策密集出臺,事實上造成了貨幣乘數的下降和M2的下降。可見即使中央銀行可以調控外在貨幣,但是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管保障,外在貨幣投向何處,效率如何,這是中央銀行無法控制的,也無法保證金融支持實體經濟。
以下為發言實錄:
徐忠:大家上午好,非常榮幸參加陸家嘴論壇,這部分內容是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的協調與平衡。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金融監管政策一直是國際關注的焦點。從國外來看,次貸危機以后大家對于金融監管改革一直積極推進,核心是提高金融監管的標準,擴大金融監管的范圍,全面加強金融監管的力度。比如美國的弗蘭克法案,歐盟金融工具市場指令等等,相關政策在提高金融體系穩健性的同時,也有人批評這些政策是不是阻礙了金融的發展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最近,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大幅反轉弗蘭克法案,同時美國財政部出臺了首份金融監管核心原則,包括放松銀行監管的要求。
從國內來看,隨著我們國家經濟進入新常態,從錢荒到債市風險,局部風險不斷爆發,我國金融監管的深層次風險就是“十三五”提出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體系的金融框架的重要背景。
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梳理一下,金融監管發展沿革理論基礎上,想從經濟金融理論的角度探討,一個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的框架是什么,供大家參考。金融監管是順應金融市場發展引進的,早期沒有。金融界就是一個市場激勵,從華爾街協議,從私人銀行家摩根建立的自律組織,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使得大家認識到金融系統有很大的外部性,需要防范系統性風險,需要加強金融監管。
從理論上監管的收益和成本較為肯定的公共部門參與金融監管的重要性,實踐當中,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督檢查。上世紀70年代以后,大家開始反思,紛紛放松金融業的嚴格管制,開始轉向輕度監管、效率優先。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金融監管逐步回到安全與效率并重,宏觀審慎監管重要性成為共識,對中央銀行和金融穩定的關系有了重新的認識。但是從金融監管的理論來看,什么樣的金融監管體制能夠實現安全與效率并重,既嚴格又富有彈性,有效平衡金融創新與安全風險防范呢?我想從下面幾個角度談一下。
第一,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管的關系。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離不開金融監管政策的協調配合,從現代貨幣創造理論來看,中央銀行貨幣供給是外在貨幣金融體系,尤其是銀行體系內部創造的貨幣是內在貨幣,貨幣調控是通過外在貨幣影響內部貨幣。最近一段時間,監管政策密集出臺,事實上造成了貨幣乘數的下降和M2的下降,可見即使中央銀行可以調控外在貨幣,但是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管保障,外在貨幣投向何處,效率如何,這是中央銀行無法控制的,也無法保證金融支持實體經濟。
第二,中央銀行履行金融穩定職能,需要獲得相關金融監管的信息。套保融資、投機性融資、龐氏騙局,套保融資是指融資主體主要利用預期收入償還債務利息和本金,龐氏騙局完全是靠借債來償還,投機性融資介于兩者之間,穩定的金融體系肯定以套保性融資為主,完全以套保性融資為主,犧牲了效率。所以說,一個既安全又有效的金融體系肯定以套保保障型融資為主。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維護金融穩定,中央銀行承擔職能,要求中央銀行在法律上、管理上具有引導社會融資,形成以套保融資為主的機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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