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發生經濟危機,那么很可能將是從金融領域爆發。
這一觀點近年逐漸成為主流看法,那么問題來了,下一步中國金融改革如何推進?在五年一次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中國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本次會議的信號意義相當明顯,會議決議強調“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這意味著目前中國官方對于金融風險存在有足夠認識,金融安全作為政策底線的看法得到更多共識。
金融安全等說法也在中央經濟會議中多次出現,FT中文網日前也組織《中國風險》專題,從去杠桿、金融自由化、房地產泡沫、利率匯率等熱點領域不同角度展開討論。
對善于從官方文件措辭中找到各類暗示的市場人士來說,本次會議被解讀為規則最高,條文更被逐句分析,唯恐詮釋不夠——但從歷史來看,主 席出席金融工作會議并非沒有先例。回看本次會議要旨,核心在于重申金融安全,代表了重視金融風險、強化與改善未來監管以及對慎對金融創新的趨勢。
對于中國而言,當務之急,在于辨別可能風險,降低金融危機出現的不確定性。在今天,金融和產業難以分割,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分類其實過于落伍,問題在于中國金融系統中,誰在花錢,誰在掙錢。
中國債務問題備受關注,但是與別國有所不同,中國的債務問題不在于家庭債務,甚至也不在于政府債務,而主要體現在企業債務,其中重頭是國企債務過高。國企債務不斷做大,是否意味著國企盈利情況上佳呢?眾所周知的情況是,國企的資本回報率遠低于民企,央企某些年份核算下來甚至不足2%。
那么,為什么在如此低的資本回報率水平上,諸多國企有意愿與能力大力加杠桿呢?這方面,經濟學始終可以告訴我們更多,甚至半個世紀前的理論也仍舊有效。
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在其著名的《短缺經濟學》中曾經診斷,國企具有軟預算約束特征,換言之,國企的生存不以是否獲得利潤為歸依。對國企及其領導者而言,擴大規模、而不論擴大規模是否會導致虧損,是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擴大了規模,國企就不用擔心倒閉(“大而不能倒”)、就不用擔心被別人收購(而可以去收購別人)、就更容易得到各種優惠與壟斷待遇、也更容易得到進一步的銀行貸款、領導也更容易升遷。
從給國企放款的銀行而言,不論國企是否效率低下,貸款給國企都是政治正確、包賺不賠的生意。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給予國企的隱性信用背書,令國企僅僅排在地方政府之后,成為銀行的理想客戶。在銀行自身急需擴張規模的情況下,將天量貸款貸給國企,成為系統最優解。
從政府角度而言,放任國企加杠桿也有充分理由。達到歷年經濟增長目標的最大抓手,從無例外,是盡可能刺激各類投資,而國企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不論是基金投資還是房地產投資,國企們總是輕松從中得到最大的訂單,可以說,國企的杠桿正是乘著投資的東風一路飛揚。而降低杠桿所需要做的事情——僵尸企業破產倒閉、債務違約——卻不是各地政府希望發生在自己轄區內的事情。
中國故事并不獨特。2017年初,我去東京訪學,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了解日本曾經的金融危機歷史,進而從中得到對于中國的啟示。
從房地產泡沫、人民幣升值以及資本賬戶自由化以及外部經濟壓力等現象,當下中國在金融領域,很類似八十年代末期日本。當時的日本,之前也經歷了多年兩位數高增長,雖然經濟已經過了高速增長期,但是開始享受資產泡沫的繁榮,經歷了日元升值與股市暴漲,更不用提房地產升值。
什么都在上漲的日本暴富歲月,隨著日本央行在1989年的驟然收緊而急轉直下,一切最終成為美麗的泡影。日本企業經歷了沉痛的去杠桿過程,日本經濟也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亞洲金融危機之中,日本也開始試圖改變,迎來小泉首相與經濟學家竹中平藏領導的結構性改革,但是一切都顯得有點過晚,時間也不夠多,竹中本人在也對我感嘆小泉政權一共存在只有五年半的時間,做一件大的事情可能就需要兩年時間(參見《對話竹中平藏:日本太舒服而沒法改變》)。
歷史不能假設,不過不少日本人回想起往事,都在想如果一切重來,或許不會選擇80年代的狂歡,畢竟一切享受在命運中其實都被暗中標價。
日本經驗告訴中國什么?首先,在中國流行說法往往把矛頭指向廣場協議,認為日本經濟危機是美國強迫日元升值下的“陽謀”,但在日本主流看法并不如此。即使親自參與廣場協議制定的日本前財務官行天豐雄先生,也對我表示日本后面一系列經濟問題完全是自己的問題,不是美國的問題。
其次,更重要的是,日本經驗告訴我們依靠債務難以永遠維持經濟高速增長。日本經濟和中國經濟都存在投資拉動的特征,到一定階段會出現關鍵轉折點,投資回報率低于資金成本的現象,這其實意味著投資無法覆蓋資本成本——如果此刻減少投資調整經濟,其實完全可以避免隨后的巨大代價,但是如果為了避免經濟增長回落,繼續加大投資,其結果將是吹大泡沫,造成各種資產荒置。對于日本來說,這一轉折點在80年代中期,對于中國而言,這一轉折點出現在2013年之后,表現為民間投資回落以及實體經濟難做的草根抱怨。
最后,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在2009年之后繼續加杠桿以及加大債務比例的主體,主要是國企。如今不少國企昂首闊步企業晉升世界五百強,但是其背后的原因以及代價,則令人深思。更值得擔憂的是,當下一些國企在占據寶貴信貸資源之后轉手分配賣出,其實成為金融市場二道販子,構成另一層意義的影子銀行。
說到底,金融和實體難以區別,風險在產業層面體現為資產質量的惡化,在金融層面轉而體現為債務問題;而債務過多之所以成為問題,是由于與這些債務相對應的資產是無效資產,不足以產生利息成本之上的回報。也正因此,中國金融改革要點不僅在于金融之內,更在于國企與財政,要解決資產質量惡化的問題,不僅需要對國企進行市場化改革,也需要政府對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進行揚棄。
換言之,40年前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就被給定的任務,即對國企進行市場化改造,到今天仍舊沒有完成。這才是中國國企債務飛揚的主要原因。中國國企過去以低效為人著稱,曾經經歷過朱镕基式暴風驟雨改革,如今國企改革,很可能還需要一次類似的結構性改革,當下時點可能是國企改革的歷史三峽。
泡沫鼎盛時刻,凡事多帶有七彩暈環,一切不可能都成為可能,小到京滬房產輕松相當于上市公司一年利潤,大到樂視之類敢想敢做的野心故事。然而,泡沫背后一切都是“債”的力量,但是債的特點就是不僅需要歸還,而且隨著時間會越滾愈大,甚至造成雪崩。
“這些殘暴的歡愉,終將以殘暴結局。” 希望,這次不一樣。(原標題:無需過度詮釋金融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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