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法印發《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試行）》，明確“對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應當綜合考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機動車類型、車輛行駛道路、行車速度、是否造成實際損害以及認罪悔罪等情況，準確定罪量刑。對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盡管這只是針對“量刑規范改革試點”的“要求”，范圍僅限于全國第二批試點法院，而《指導意見》也并非具有“準立法”功能的“司法解釋”，但這段不長的表述，仍多被外界解讀為，“醉駕一律入刑”有望松動。
為什么會有這種看法？很大程度上由于，這個“意見”構成了對《刑法修正案（八）》相關條款的實質性“沖擊”。在2011年5月1日的刑法修訂中，“醉酒駕駛”作為危險駕駛罪追究刑責，但與“追逐競駛”不同的是，法律沒有附加任何條件。簡而言之，只要“醉駕”就要“入刑”。 至于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機動車類型、車輛行駛道路、行車速度、是否造成實際損害以及認罪悔罪等情況，固然是審判中的酌定情節，卻不是“免罪”“免罰”的理由。
這種頗具“剛性”的立法表述，乃為應對日趨嚴重的醉駕現象“而生”?？陀^來說，也正是得益于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嚴厲不阿，“醉駕入刑”提高了違法成本，全國范圍內的醉駕現象得到了有力遏制。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統計，醉駕入刑1年后，查處的酒駕、醉駕數量大幅下降，全國平均降幅超過4成。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較同期更下降了50%、70%以上，震懾和教育效果明顯。
審視“指導意見”，雖與刑法第13條“但書”精神一脈相承，即“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但對于何為“情節顯著輕微”，何為“危害不大”，并沒有明確的“標尺”。由此，令人憂心的是，法官“自由裁量空間”的“內部”擴大，既可能讓“醉駕挪動車位”等行為“罪責刑相一致”，更可能為選擇性執法、借機“脫罪”洞開方便之門，帶來“開倒車”之虞。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樹常青”，但司法者畢竟不是立法者。“規范醉駕量刑”，應依法試點、謹慎推進，在立法、司法與現實之間，找到一個最佳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