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個世紀都有它的“時代特征”。文藝復興從哲學角度一直被稱為冒險時代；十七世紀的理性時代過去之后，啟蒙時代隨之而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則分別是意識形態和分析時代；至于二十一世紀，我認為它的全球時代特征為復雜性。
一方面，科學核技術的進步讓人類可以創造生命，甚至通過極其先進的基因組編輯技術制造新物種。未來學家尤瓦爾·諾阿·哈拉里預言人類(Homo deus)即將可以“扮演上帝”：一種人類可以通過各種辦法操縱自然，包括推遲甚至最終征服死亡的可能。美國國防部所認定的未來幾年的大部分關鍵技術趨勢在30年前都還聞所未聞。
另一方面，人性又被無望和沮喪感重重包圍，這些感覺來自我們似乎無法克服的挑戰，比如污染、氣候變化和無窮無盡的種族主義和恐怖主義。自動化所導致的就業崗位損失、根深蒂固的社會秩序，以及具破壞性的爭斗加劇了經濟不平等，并大大加深了我們的無力感。在這個新的全球復雜性時代，我們需要新范式來思考世界，從而指導我們推動和平與繁榮的努力。
一個流行的世界觀一直是影響人類命運的關鍵因素。當我們開始形成新的世界觀來指導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必須采取真正的全球視野。在過去，對人類世界觀演化史的分析總是聚焦于西方，追隨歐洲人以及隨后的美國人，包括從探索拓荒、殖民化及締造帝國，到工業化、市場合約關系的擴散及技術創新等一系列人類進步的里程碑。
但在二十一世紀，這套敘事范式正在被改寫。2007年源于美國的全球經濟危機暴露出發達國家發展模式的一些弱點，讓一個新的、更加多極化的世界觀得以崛起，這個世界觀認為，新興經濟體正在挑戰現有的既得利益均衡。
與此同時，各國面臨的挑戰正變得日益互相關聯，全球大趨勢，從氣候變化到金融深化，其作用早已突破了個體政府的權力影響范圍。由物理學家轉行成為生態學家的弗里特約夫·卡普拉和化學家皮爾·路易吉·路易西在他們2014年的著作《生命的多維系統觀》中評論道，“當今時代的主要問題是多維系統性問題——它們互相關聯并相互依存。”因此，“它們需要具有全局視野的系統性解決方法。”
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需要更加具有全局視野的世界觀，接受多元性和多樣性——不管是在地理、傳統還是治理模式方面——這些多元性和多樣性反映并強化了當今全球趨勢的復雜性。在這一框架下，我們不但必須承認各國要合作改變世界，還必須承認我們改變世界的能力是有極限的。
長期以來，人類一直在決定論范式的思維范疇內發展，我們相信我們能夠預測和操縱結果，但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可以解釋生命如何演化到當前狀態的自然定律或方程，更不用說指出生命未來會如何演化。決定論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必須被一個新的范式所取代。在這個范式中，不確定性被接受為生命現實的不可分特征。
在自然科學界，這一幕已經開始發生。量子力學、廣義相對論和不確定性已經被接受為物理學和數學的前進方向。生物學和神經科學也在日益接受生命源自認知(自我意識和自我創生)，并在不斷地變化中，用生物學家斯圖爾特·考夫曼的話說這意味著沒有“不可言說的變化”。
但在從經濟學到政治學的社會科學領域，這一轉變還沒有發生。受十八世紀牛頓學說框架下的決定論的影響，經濟學仍然主要依靠線性思維方法。但簡單的機械理論無法處理有生命的、復雜的、通常是具有量子物理特性的社會系統。事實上，在當今經濟學界占主宰地位的基于簡化假設的還原論邏輯往好了說是不完整的，往壞了說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
類似的，在社會領域我們仍然為如何實現系統性的解決方案而煩惱，因為我們常常無法就我們所面臨的復雜問題的性質達成一致。這部分反映了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的全球性質，以及因此必須對多樣性觀點加以協調的現實。更基本的是，這反映了一個事實：人類并不總是理性的，而新“復雜性經濟學”將不斷認可這個現實。
更廣義地說，新的“具有復雜性特征的世界觀”必須承認人類行為會受到從社會、經濟到文化和心理的各種因素的驅動，甚至受到技術發展本身的驅動。在具有復雜性特征的時代，我們所構建和維持的制度需要一套系統性思維方法，從而能夠與迅速進步的自然科學齊頭并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