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9日，這是“世界改變的一天”，這一天，次貸危機的陰云籠罩在大西洋兩岸：法國巴黎銀行宣布暫停旗下三只涉足美國次貸業務的基金交易；華爾街開盤暴跌，道瓊斯指數創下年內第二大跌幅；歐洲央行宣布向銀行業注入948億歐元(約合1300美元)資金。
為了進一步安撫市場，8月10日，全球央行自“9·11”事件以來第一次聯手干預市場，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澳大利亞央行等主要西方央行聯手向市場再次注入巨資。
那一刻，全球央行決策者們意識到，發源于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問題或許具有全球“傳染性”。但他們當時尚未意識到的是，即將到來的是一場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在十年前的那個夏天，人們天真地認為，次貸危機不過是一場嚴重的行業性危機。2007年4月2日，美國第二大次貸提供商新世紀金融集團正式提交破產申請；同年6月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旗下兩只基金因次貸產品虧損而倒閉。
市場一廂情愿地相信：次貸危機的小浪掀不翻全球央行的大船。雖然危機信號逐步升級，但盲目樂觀的投資者還是推動紐約股市迭創新高：7月19日道瓊斯指數首次站上14000點大關；雖然在8月遭遇暴跌，但到10月時道指再次站上14000點。
強大的中央銀行已經“馴服”經濟危機，沒有什么問題是不能用央行干預來解決的，如果有，那就用聯手干預來解決。在發達經濟體真正成為一場全球危機發源地之時，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發達經濟體也尚未對惡性金融危機免疫，中央銀行并不能“熨平”周期。
此后，危機開始逐步展露出猙獰全貌：次貸危機、股市危機、銀行危機、匯率危機、經濟危機、債務危機、監管危機、治理危機……一連串危機如多米諾骨牌接連倒下，并最終升級為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危機。
十年以降，全球各國已攜手編織了防范危機的多層次金融安全網，抗風險能力的確已大為提升。
危機的始作俑者美國銀行業已基本恢復健康。彭博社統計顯示，今年二季度美國最大的十家銀行盈利高達300億美元，只比2007年二季度的歷史最高紀錄少了幾億美元。
自2008年以來，美聯儲每年都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大銀行進行壓力測試。在今年6月底進行的最新測試中，占美國銀行總資產75%的34家大銀行全部達標，即在假設的極端不利經濟環境下，這些銀行也擁有充足的資本來抵御風險。
來自監管者的巨額罰單也令金融機構行為模式有所改變，抑制其開發高風險業務的沖動。據英國《金融時報》統計，次貸危機之后金融機構支付的罰金總額高達1501億美元，并且仍在持續上升中。其中，美國銀行支付了最高罰款，總額達560億美元；摩根大通銀行罰款額位居第二，為270億美元。
在監管層面，各國和全球的防火墻也不斷完善。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全面強化了金融監管，2010年出臺的《巴塞爾協議III》也成為后危機時代全球主要經濟體共同制定和落實的全球金融監管新標準。此外，二十國集團峰會等全球政策協調和多重對話機制也為金融穩定提供了額外保障。
“我希望在我們有生之年不會重演類似于2008年的金融危機，我也不認為我們會遇到，”美聯儲主席耶倫不久前如是說。
在遭遇新危機之前，人們總是傾向于認為“這次有所不同”。但其實金融危機周而復始地發生，每一次本質上都大同小異。這是哈佛大學教授卡門·萊因哈特和肯尼思·羅格夫在其著作《這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危機史》中得出的結論。
和十年前相比，眼下似乎并沒有顯著的金融危機風險源；但正如在2007年時人們無法預料次貸危機會引發全球性危機一樣，新的風險點總有可能不期而遇地出現。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雅各布·柯克加德認為，美國不會出現2008年那樣嚴重的金融危機，但今后的金融危機可能是其他形式。美聯儲副主席費希爾表示，銀行業的監管已經得到強化，但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仍付諸闕如，并且對于非銀行機構和銀行機構之間復雜神秘的關系，監管者也仍舊一頭霧水。
更值得擔心的是，在收緊金融監管十年之后，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多次承諾，將推動放松金融監管。他的這一主張得到了華爾街的熱烈響應，也意味著在管制和自由化之間，歷史的鐘擺重新開始擺向后者。而歷史經驗表明自由化通常是危機先導。
“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反復發生金融危機的現代資本主義時期，是大蕭條之后世界主要國家實行強力金融管制的短暫時期，”諾貝爾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說。這一諷刺的事實說明，人們總是不得不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場之間做出選擇”。
次貸危機十年以后，經濟復蘇不溫不火、股票市場迭創新高、放松監管再次被提上日程、相信這次有所不同的樂觀情緒廣泛存在……所有這些都似曾相識。并且，歷史一再昭示：人類并不具有準確預測經濟危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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