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節省篇幅，我就不去贅述市場狀況，直接進入主題。
我認為，此次A股暴跌的原因在于：第一，金融去杠桿的打牌順序失當；第二，美國股市長周期調整剛剛開始，表現劇烈；第三，上述兩大因素恰好碰頭。
我認為，不除掉高杠桿根源，而是把“去杠桿”任務交給監管機構，從表象到表象地治理，不僅無濟于事，而且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股市問題恰恰如此。2015年已經出過一次問題，當時證監會查處股票投資高杠桿配資問題，引發一系列金融連鎖反應，最終就是股市暴跌；而這次一樣，在所有監管機構查處違規資管業務尚未結束之時，突然再添對信托杠桿問題的檢查，結果引發金融市場一連串“信用和杠桿收縮”。比如，查處違規資管尚未結束，信托杠桿檢查接踵而至，層層加碼，量變到質變，一遇風吹草動，比如美股暴跌，A股市場風險集中爆發；同時，上市公司大股東因擔憂股權質押貸款安全而參與拋售，其他股市融資盤也跟隨拋售，結果必定是相互踩踏，產生一連串的“杠桿突然收縮”，極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問題。
“去杠桿”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我們必須講求方法，講求“出牌次序”，而這個次序就是“治標先治本”。我們必須意識到，金融是一個整體系統，牽一發動全身，而一切信用、杠桿等牽涉資金總量變化的問題，最終都將落腳到資本市場——股市、債市等行情變化上面，因為資本市場是直接面向企業的資本出口，是金融與非金融的交接點，是一切金融行為的末梢。、
那么，中國經濟高杠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真實基礎貨幣”供給嚴重不足。
談到基礎貨幣問題，我們必須查看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按照《貨幣金融學》（米什金著）原理，去年9月末，中國央行基礎貨幣30.6萬億元，記賬準確無誤。但這不是真實情況。研究發現，《貨幣金融學》原理存在兩個“重要的隱性條件”：第一，《貨幣金融學》關于基礎貨幣數量計算是以美聯儲為藍本的；第二，美聯儲每一分錢基礎貨幣發行都是通過購買美國本土金融資產實現的，美聯儲從不購買外國資產。由此我們有理由推論：只有實實在在購買本國資產的基礎貨幣，才是真實有效的基礎貨幣。
為什么要揭示這樣一個常識問題？因為我們發現：中國30.6萬億元的基礎貨幣中，有22.26萬億元購買的是外國資產。按照上述“隱性條件”，這22.26萬億元的央行負債，不應計入基礎貨幣；如果非要將其計入基礎貨幣，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將實實在在用于購買中國本土資產、真正服務于中國經濟建設的那部分基礎貨幣當成“真實、有效的基礎貨幣”——真實基礎貨幣？當然是。但很遺憾，這部分“真實基礎貨幣”數量僅有8.34萬億元。
“真實基礎貨幣”數量太少了！2016年底，美國4.5萬億美元基礎貨幣對應18萬億美元GDP，相對于1美元基礎貨幣對應4美元GDP；而中國8.34萬億元基礎貨幣對應80萬億元GDP，相對于1美元基礎貨幣對應近10元GDP。這證明中國基礎貨幣投放嚴重不足。
金融杠桿太高了！我們說，貨幣乘數實際就是金融杠桿率的真實體現，按照《貨幣金融學》原理：貨幣乘數（m）=M2÷基礎貨幣（B），我們可以針對中國的具體情況計算出中國的“真實貨幣乘數=真實M2÷真實基礎貨幣”，過程不說了，計算結果告訴大家：中國真實貨幣乘數——真實金融杠桿率高達17倍以上。據央行調統司前司長盛松成計算，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的貨幣乘數——金融平均杠桿率只有8.93倍（2016年底已經降到2.98倍）。
我認為，“真實基礎貨幣”供給不足是中國經濟一切高杠桿的根源。其他都是表象，比如金融短期化加速、全社會資產負債期限錯配、金融脫實向虛、債務率過高等等，這都是杠桿表象，包括M2增長率過高其實都是因為“債務期限越短而越快”。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就事論事、從表象到表象的一切監管行為都不會有好的效果。
實際上，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正是用了“QE+扭曲操作”破解了美國金融危機，通過構建良好的市場預期，拉高了美國股市，降低了金融杠桿，強化了實體經濟——使美國經濟整體進入良性循環狀態。
現在中國股市還有一種擔心，生怕美國因為股市暴跌而發生“二次金融危機”，這有點杞人憂天了，因為美國經濟基本面早已不是2008年了。但這說明一個問題，一些經濟學家缺乏對“金融時空”問題的準確認知，美國股市9年上漲3倍之后，企業儲備早已儲備了巨額資本，而且是投資到美國本土，9年后雖有泡沫，雖有調整，哪怕是大幅下跌，銀行會有充足的貸款接續企業融資。正如去年8月，時任美聯儲主席耶倫在國會聽證時說的：目前美國大型銀行已經轉向更為穩定的融資組合，來自股權投資人的資本大致增加了一倍；而最不穩定的短期批發借款減少了約一半。耶倫認為：“改革強化了金融系統，結合貨幣政策和其他政策的支持，（目前美國）信用額度良好；貸款業務也符合近年來的經濟活動需求，這都有利于經濟保持強勁發展。”這樣經濟基本面顯然會給白宮帶來十足的底氣。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美國問題，而更應當“標本兼治”地解決自身的問題，尤其是需要針對高杠桿的根本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