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管業務正站在風口浪尖上。
5年前，監管層推出“去管制”政策后，中國邁入了“大資管”時代，但催生了多層嵌套、杠桿疊加的紊亂現象。2016年以來，金融去杠桿進程開啟，今年更是步入了金融強監管周期。
近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聯合浙商銀行發布《錢去哪了：大資管框架下的資金流向和機制》報告，闡述了金融機構資金流向之來龍去脈，并展望了監管政策。
報告特別提到，“大資管”打破了業務邊界、開啟了混業經營之門，但大量資管資金在金融體系“空轉”。一方面是市場主體受到利潤驅動行為的結果，也與市場監管“患寡”與“患不均”緊密相關。
對于報告提到的監管路徑，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研究員，前銀監會部門負責人羅平認為，應當保持監管“不均”的特征，產業與信貸政策的市場管理模式應有所變化。
他對華爾街見聞表示：“我盡管從業這么多年，一直在困惑，我們所監管的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是不是公共政策？如何把握好對違反審慎監管政策和公共政策的不同的處罰力度？”
他認為，監管層有駕馭全局的能力，但小企業未必有水平把握監管政策，因此政策套利在許多情況下可能是自然的商業行為。從長遠來看，政府干預產業政策與信貸政策會慢慢淡出。換言之，審慎監管的套利要制止，但在公共政策（產業與信貸政策）的套利處罰上放寬。
報告中提到“各類資管業務所受到的監管存在較大差異，存在監管不均”。對此，羅平直言：監管就應該不均。
“銀行可以從中央銀行拿到再貸款并有存款保險，監管上怎么能和理財經紀公司一致？”他如此說道，“regulation不同于oversight，對各類金融機構都要有oversight，但不一定要regulation，這是不均的含義?！?/p>
報告提及了監管滯后的問題，即監管技術落后于創新、制度供給落后、監管協調機制不成熟等。然而，羅平給出了“監管永遠滯后”的觀點。
他形象地說道：“誰能做到新產品出來前，就能有對其的監管規則？連病都沒有，藥就能開發出來？”
羅平認為，巴塞爾協議Ⅲ并沒有提到前瞻，只是提高了資本質量、克服所謂資本監管的順周期性。而真正有前瞻性的是國際會計準則中“預期信用損失”。
據華爾街見聞了解，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1于2009年11月發布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IFRS9），經多次修改后，將于2018年1月1日生效。其中要求根據資產所處的不同階段，在金融工具初始計量時即確認預期信用損失，減值的計提不再依賴于信用損失事件的發生。實際操作中，每個階段采用不同方法來確認金融資產預期信用損失和利息收入。
究竟市場需要什么樣的監管？報告中提到，在混業經營趨勢下，改革分業監管體制成為基本共識，并以功能監管為主，發揮穿透式監管方法的作用。此外，監管工具中可引入沙盒監管——設立一個安全空間，適當放松監管約束，使金融企業能夠在其中測試創新的產品、服務、商業模式，而不會立即招致正常監管的后果。
對此，羅平認為，對于不同類型機構實施統一監管非常困難，應實行“機構監管為主、功能監管為輔”的策略。鑒于中國的影子銀行主要是銀行的影子，可通過加強對銀行同業和理財業務的監管，間接地達到對各類作為通道機構的交易對手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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