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溫家寶總理1月6日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講話，題為《總結經驗 明確方向 不斷開創金融工作新局面》，提出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金融業的市場化前景，文章有段落提及，“堅持積極防范化解風險的永恒主題”。
而由于此時恰處于吳英案爭議白熱化之時，此文被認為是高層對金融風險所做出的明確表態。
溫家寶總理的文章與吳英案沒有直接關聯，文章指出了中國金融業的重要性，已經取得的成果，和未來的發展方向。如果說該文章與吳英案有關，也是在中國金融業未來市場化、民間金融風險化解等方面有間接聯系，但一些人急吼吼摘取出文章中的一小段，指鹿為馬、強作引申，不知究竟是何用意。
目前以溫州為代表的高利貸，已經走向歧路，與市場經濟初起之時的民間集資有了本質的區別。80年代初，溫州的民間抬會主要是溫州市場草根經濟互創期的互惠行為，目前瘋狂肆虐的高利貸，則有向黑社會轉型之嫌。
以吳英案為例，融資利率極高，執行的是法律之外的“特殊秩序”，據媒體披露，提供資金者采取了綁架、在A4空白紙上簽名等手段，最終以假名將吳英打入看守所。
此案中出現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違反法律、違反規則、違反程序，體現了地方豪強黑社會化的巨大可能性。如果這股勢力不予破除，而以吳英祭刀，中國民間金融絕不會因此匯入正規金融領域的大江大海，為中國的實體經濟服務，而會如筆者一位友人所說，浙江模式蛻變為近代之意大利模式，完全“西西里化”。地方豪強加上地方強政府壟斷權力，使小企業無生路可尋，成為盲流資本。
分析吳英案，可以清楚看出民間金融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西西里深淵的。
首先是金融資源與實體經濟的不匹配。
作為市場經濟的圣地，浙江正遭遇瓶頸，變成重化工業時代的化外之地;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鄂爾多斯民間資金正在成為盲流資金——進入房地產行業，推高了房地產價格;進入煤炭領域，推高了煤炭價格，如此姥姥不疼舅舅不愛，溫州資金幾近人人喊打。
一方面是民間資金無處可去，另一方面是民間實體經濟難以融到資金，以高利貸掉頭寸者比比皆是，為高利貸的盛行提供了豐沃的土壤。筆者與民間市場人士溝通后了解，一些企業已成空殼，不過是借殼貸款的工具，而一些金融機構也察覺到了這一風險，暫停了向特定企業的貸款。
1月30日，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部長蔡奇在微博上表示，民營經濟占有浙江省GDP、投資、出口的60%，卻大部分處于產業鏈低端。浙江省在節后立即召開民營經濟萬人動員大會，提出堅守實體，加快轉型，推動民營經濟大發展大提升。舉措有：實行非禁即入政策，加快構建公共創新平臺，推進溫州金融改革試點，培養創二代企業家，實施浙商回歸工程等。蔡奇隨后在微博表態，要加強對民間借貸的引導，但高利貸肯定不行。更重要在于為實體經濟提供寬松環境，使其有錢可賺，而不是讓資本去炒房炒錢。
加強對民間金融的引導沒有錯，關鍵是建立規則讓民間資金有的放矢，其中關鍵是，讓優質的實體企業有贏利空間，放手讓民間金融進入村鎮銀行、信托等規范化的發展領域，逐漸進行市場化配置。資金如水，逐利而行，只要在實體領域能夠獲得足夠的利潤，不用掛上胡蘿卜，民間資金也會進入實體領域。
浙江民間金融發展之所以三十年無進展，此前主要是因為保護大型金融機構的壟斷收益，此后則是保護壟斷收益、實體經濟遭遇瓶頸并行。
同時，要維護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風險，必須依照法律嚴厲打擊潛伏在高利貸背后的地方豪強、黑勢力團伙。
吳英案警示，如果再不厲行市場化的金融改革舉措，不嚴厲打擊地方豪強勢力對高利貸的掌控，即便放開民間金融、扶持民間實體經濟，草根市場也將九死一生。因為普通的投資者、企業主不得不繳納形形色色的保護費，潛規則最終將徹底地改變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使之進入惡性生態循環。
溫家寶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全面推動金融改革、開放和發展，顯著增強我國金融業綜合實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顯著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水平，著力完善金融宏觀調控和監管體制，形成種類齊全、結構合理、服務高效、安全穩健的現代金融體系，開創金融改革發展新局面”。
金融為實體發展服務是本質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