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未來中國的資本和勞動力資源將會迎來一個較為重要的優化配置過程,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都將在動態優化中尋找市場機會。基于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率提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將是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最主要來源。

放眼全球科技發展潮流,研發實力強大的超級企業或看似小微但緊密對接技術與市場的獨角獸公司,將在很大程度上引領科技和產業變遷趨勢,其中有一部分會成為偉大企業。釋放政策紅利,并不構成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使命,既在于盡快清理經濟發展沉疴,更在于通過優化資本配置結構,激活經濟增長潛能。而在“雙創”熱潮下涌現出的獨角獸公司,將為中國經濟新周期的到來提供微觀主體的強力支撐

　　德勤與投中研究院日前聯合發布的《中美獨角獸研究報告》稱,截至今年6月底,全球共有252家非上市公司的估值大于10億美元(獨角獸),估值累計總額達到8795億美元,分布于22個國家。其中,美國和中國分別位居獨角獸數量的首位和第二,全球占比分別為42.1%和38.9%。換句話說,目前全球有超過八成的獨角獸公司分布在中美兩國。

　　依據這份首次系統梳理全球獨角獸公司數據,并重點比較中美獨角獸的行業特點和趨勢的報告的敘述,美國的獨角獸分布在20個大行業,其中企業服務行業獨角獸數量遙遙領先于其他行業,占比27%;中國的獨角獸分布在16個大行業,目前位居前列的三大行業(電子商務、金融、文化娛樂)的獨角獸占了總數的46%。但未來的獨角獸將集中在企業服務、醫療健康、汽車交通、消費升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報告認為,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與國家互聯網市場規模大小、基礎設施是否先進、產業結構是否完善,以及互聯網人才數量多少這四大要素密不可分。

　　總體而言,中國在培育和擁有獨角獸方面的取得了領先地位,中國獨角獸已開始比肩美國,并在商業模式和創新上走出了國門。這說明我們這些年來在深耕互聯網產業,致力經濟轉型,并著力營造創新生態環境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已經有了能批量催生偉大公司的厚實土壤。

　　中國今天在企業創新方面取得的跳躍式進步,放在30多年前是根本不敢想象的。筆者最近走訪了國內不少城市,發現在發達的互聯網技術支撐下,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業態創新,早已突破了區域限制,隨時隨地可以啟動。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員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深感再不能端坐在辦公室“運籌帷幄”了,他們被企業和民眾的創新活力所“感染”,由此不斷展開各種層次的調研,著力為本地區的創新營造軟環境。就在前幾天,筆者在接待來自美國西雅圖大學的客人時,請他們談談對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發展印象時,他們均震撼于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勤奮與進取。

　　以往,只要提到信息技術、互聯網和高端制造業,世人總以為這是美、歐和日本的領地。如今,盡管美國依然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著全球互聯網,盡管西方世界整體上依然處于技術領先的地位,但隨著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研發投入大國,中國這些年來對前沿技術的研發投入正步入收獲期:在中國領跑全球的科技企業主體中,既有華為、騰訊、阿里巴巴等民營巨頭,更有中車、中航工業、國家電網等超級央企,還有比亞迪、大疆、華大基因、研祥智能等一批未來的航母型企業。近幾年,中國在量子通信、高溫鐵基超導、載人航天、深海探測、智能電網、核電站,以及其他一系列超級工程建設中相繼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相關前沿技術積累與復雜管理能力整合,大多出自數十家有著強烈國家使命的超級企業。如今,西方國家也已承認,中國正崛起成為量子通信及相關新興技術領域的領導者。

　　新技術的研發與產業化應用,除了需要大當量的資金投入之外,適宜于創新的生態環境是極為重要的支撐條件,包括行政管理部門高效的主動服務意識、科技企業孵化器、企業研發平臺、創投機構和創新服務機構無時不在的風險防范意識。隨著下一代互聯網的來臨,在創業創新環境方面,深圳和杭州目前已經集聚了相當的優勢,有望發育成為世界級的信息技術與知識要素集聚中心,上海則將成為高端產業的價值鏈管理中心,以京津冀為核心的環渤海灣地區或將成為匯聚金融要素、研發資源、前沿科技和先進制造的系統集成中心。

　　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應是一種內生性的選擇,依賴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而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來看,盡管適度干預是避免市場失靈的必要條件,但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是保持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的環節。而回顧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實踐,一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增長特征,正是在制度創新中注重擴大市場主體的行為空間。換句話說,中國民間的營商稟賦由于政府政策空間的解放而大大釋放出來,成為中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但另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國在市場化改革方面仍然還不夠徹底,而這又約束著經濟的內生性增長。

　　有人說,美國經濟之所以強大,美股之所以強勢,關鍵在于美國有許多偉大的企業,遍布于消費、醫療、工業制造、信息技術以及金融等各個領域。這個立論已被全球經濟競爭與產業變遷史所證明。比照這樣的邏輯,當下中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為一大批偉大企業的誕生和成長提供制度保障和環境支撐。

　　毋庸置疑,央企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國獲得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依靠,但中國經濟和科技自21世紀以來取得的突破性進步,得益于政府對經濟與科技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民營科技企業的發展環境因而得到顯著優化,中國民間潛藏的創新與營商稟賦被激發出來,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而放眼當下全球科技發展潮流,一些研發實力強大的超級企業或看似小微但緊密對接技術與市場的獨角獸性企業,將在很大程度上引領科技和產業變遷趨勢。而其中將會有一部分企業最終成長為偉大企業。

　　從經濟內生性增長的一般機理來看,任何政策紅利的釋放,本身并不構成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所以,業已取得重要進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使命,既在于盡快清理經濟發展沉疴,更在于通過優化資本配置結構,激活經濟增長潛能。而在“雙創”熱潮下涌現出的一批獨角獸公司,將與飽含創新活力基因的成熟或成長中的企業一道,為中國經濟新周期的到來提供微觀主體的強力支撐。（原標題：評論：美聯儲即便縮表也難改美元弱勢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