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林毅夫團隊的《吉林報告》引發了極大爭論。爭論的焦點在于《吉林報告》對吉林省情的判斷、產業選擇的方向、東北問題的癥結。

其實，上述關于林毅夫報告的爭論，很多地方都不從東北的角度思考問題，顯現出為爭論而爭論的情況。如果站在東北三省現實的視角，而不是僅僅從經濟學理論和如何完善模型的視角；如果站在東北地區民眾從下往上看的視角，而不僅僅站在宏觀理論的高度從上往下看的視角，可能有些問題就會有另一種結論。

東北三省其實是“央企大省”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一個重要的命題就是，國有企業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今天這個命題再一次擺在了東北面前，只不過它的針對性更強、內容更沉重。

國有經濟比重大，所以突破東北迷局，就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這是學術界慣常的觀點。

許多東北區外的學者提出遼寧是國有經濟大省。在我看來，他說得對，也不對。說對，因為在改革之前、之初，確實如此，遼寧國有企業數量占全國的十分之一，國有大中型企業1096戶，也占全國的十分之一；說不對，目前，遼寧的地方國企經過多年的改革，已經沒多少了，實際上真正運行的就是百十多戶。

然而，盡管遼寧的地方國企已不是很多，地方國有資產在全國排名并不靠前，但又確確實實是國有經濟大省。只不過那些國有企業都是央企。所以準確地說，遼寧是“央企大省”。

吉林、黑龍江和遼寧一樣，都是央企大省。和其他地區相比，東北央企的特點是數量多、領域廣、塊頭大、投資多。可謂是無處不在，地位舉足輕重。

東北央企塊頭大，在關鍵行業掌握著絕對的資源。在東北三省的國有企業中，央企是絕對的主力軍，為地方經濟發展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實際上，有的城市，就是一個企業；一個企業，就是一座城市。大慶“打噴嚏”，黑龍江就“感冒”；一汽“打噴嚏”，吉林就“發燒”。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外來投資減緩，相對于民營企業的“小家碧玉”，地方政府對央企這個“豪門望族”普遍持歡迎態度。因為央企投資都是大項目，不僅能在短期內穩增長，而且將持續帶來巨額的產值和稅收，所以央企成為各地方的“香餑餑”。

從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間，央企在東北地區累計實現固定資產投資近2萬億元。

央地融合并不是輕松的課題

然而，東北地區以央企為主的大中型企業運營效率低。2013年東北地區國有大中型企業資產規模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資產的51.6%，但其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僅分別占32%和30.7%，資產規模與市場控制規模和利潤水平明顯不匹配。

目前央企廠辦大集體多、企業辦社會問題嚴重，地方政府壓力巨大。央企改革東北三省不能主導，卻要承接企業原有的一些社會職能。比如，長春市專門為一汽成立了汽車產業開發區，專門承接一汽剝離出來的一些社會職能。像居民供電、供暖現在還是由一汽負責，但下一步就要進行完全剝離。然而，這個問題要考慮到地方的承擔能力。僅在遼寧，還有190戶央企需要解決“三供一業”移交的問題，這將給地方政府帶來350多個億負擔。

從2014年8月的《國務院關于近期支持東北振興若干重大政策舉措的意見》，就已形成了央地融合的改革方向。《意見》要求：“通過股權多元化等方式整合中央企業在東北地區的資源……研究中央企業和地方協調發展政策”。然而，在實際工作中，央地融合的話題并不輕松。

一個是央地爭利，“條條塊塊”博弈。東北一直有一個“條條”與“塊塊”博弈的老話題。區域經濟發展主要應由地方政府來調控；但央企的人財物是獨立運行的，且著眼于全國進行產業布局，這是省級政府很難“插手”的。黑龍江是產油大省，但煉油能力都在外省，他們只是輸出原料；遼寧省則認為，他們是煉油大省，但煉油能力與乙烯生產能力是60∶1，沒有深加工的話語權。

二是與民爭利，“擠出效應”嚴重。一個地區的資源、生產要素是有限的，這塊多些，那塊就少些。天量的央企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會產生“擠出效應”，對于那些能夠帶來穩定就業、加大基礎稅收的中小微民營企業，因為資源和要素被擠占而只能被邊緣化。在央企“巨無霸”快速發展的同時，是東北民營企業發展的滯后和營商環境的惡劣。2014年，全國五百強民營企業中，東北三省只有14戶，2015年10戶，2016年9戶，2017年10戶。像江蘇、浙江等省進入排行榜的都在百戶左右。

央企的巨量投資是一把“雙刃劍”

央企投資，強化了東北的投資拉動結構。地方要發展，工業要振興。這無可非議。

然而，央企一次性的巨量投資并不一定總是好事。央企投資動輒幾十億甚至幾百億，以資本密集為主要特征，對地方經濟而言，解決了GDP規模卻無法同步拉動就業、消費等基本民生問題。遼寧撫順上大乙烯，據說可以直接就業上萬人，但專業性很強，甚至連有的本科生都進不去，如何能解決煤炭行業枯竭留下的數十萬礦工及其家屬就業問題？如何解決四五十歲人員就業？

央企投資，固化了東北的重型產業結構。央企加大投資固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大項目的投資一旦落地，就形成了產業形態，就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東北地區的央企大都屬于重化工業，越是上大項目，當地的產業結構就越加偏于重化工業，形成一種特殊的“路徑依賴”。央企一旦出現虧損，不僅拉動地方經濟總量下滑，還少了一大塊難以填補的稅收窟窿，形成一個城市經濟的“塌陷”。比如大慶油田每年減產150萬噸，僅此一項就拉低了黑龍江全省工業增加值1.5個百分點。

更有甚者，在東北，“前期刺激政策”帶來的大投資、大開發、大建設，既給地方政府積累了高額的政府性債務約，也形成了相當大的產能過剩。本輪東北產能過剩，與前幾年部分領域——鋼鐵、石化、水泥、造船等——過度投資有直接關系，這其中很多“功勞”是央企的。

鑒于央企具有要素壟斷效應、擠出效應，鑒于地方政府對央企嚴重的“路徑依賴”，央企不改革，地方政府無法真正地發揮市場的力量、民營經濟的力量、中小微企業的力量，市場化的投資體制、項目落地機制很難建立起來；央企不改革，東北的國企改革很難真正推進，真正的市場體系在東北無法建立，經濟結構失衡的狀況很難扭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難推進。（原標題：東北經濟的出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