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國很多二線城市紛紛出臺人才新政，目標基本鎖定在大學畢業生，通過放松落戶和購房條件，吸引大學畢業生前往就業和定居。
這些“人才新政”的實施效果會怎么樣？我固然期待它們都能開花結果，從樹木長成森林，讓城市與人才雙豐收，彼此都實實在在地感覺到收獲滿滿。但在這十幾個有志于“新一線”的二線城市里，除了少數幾個綜合實力強、上升潛力大的城市，大多數城市注定只是陪跑者，跟著在“新一線”的頭部選手的隊伍中刷刷存在感罷了。
看看“新一線”們那些大同小異的人才新政，不免讓人懷疑，他們會不會是地方主政官員懶得動腦相互抄襲的結果？
舉例來說，武漢要“支持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畢業3年內的大學生，憑畢業證即可申請登記為武漢常住戶口，畢業超過3年的大學生，只要在武漢工作，繳納了社保，也可申請落戶。按照武漢此前出臺的樓市限購政策，本市戶籍居民可以在限購區域最多買兩套房，而外地人在武漢購房需提供2年社保證明，在限購區域內最多可買一套房。所以人才新政相當于給這些大學生送了兩張房票。
長沙提出五年吸引100萬人才，高校畢業生隨時可以落戶，本科以上學歷，全部發放生活和住房補貼。成都強調“蓉漂”概念，大力推行安居計劃，來成都找工作沒地方住，先免費住7天。
在南京，對于非南京市戶籍居民家庭，凡是取得碩士及以上學位的，在南京工作，則在江寧、浦口等五區購房不需要提供社保證明，而對于一般學歷的外地戶籍居民，要買房須先繳滿兩年社保。
類似的贈送或半贈送房票的二三線城市數不勝數，就不一一列舉了。
相映成趣的是，廣州、深圳這些一線城市還表示要為大學生提供以萬為單位的就業補貼，顯然實惠得多。
住房是頭號必需品，“新一線”們拿房票來吸引大學畢業生，有接地氣的一面。在一線城市房票難得、房價高昂的背景下，“新一線”的這些舉措所要吸引的似乎就是逃離北上廣的那撥人。相較于某些嚴控人口以至于對人才產生擠出效應的一線城市，這些二線城市能夠主動擁抱人才尤其是社會新鮮人，似乎部分走出了“視人口為負擔”的桎梏，值得肯定。
事實并非如此。進一步深究你會發現，并沒有實質上的進步，因為高學歷人才普遍受歡迎，一線城市現在仍有鼓勵海歸人才落戶和創業的優惠政策，碩士以上的應屆生理論上仍有在北京落戶的機會。當一線城市高喊要擠出低端人口之后，二線城市僅僅只是歡迎高學歷人口而已。在對人才進行學歷歧視、分三六九等的道路上，一二線城市并沒有什么兩樣，只不過他們標榜的東西不一樣而已。大學沒有畢業、年輕時代的比爾·蓋茨和喬布斯都不是這些城市歡迎的人。
考慮到大學生普遍沒有積蓄、初入社會收入也不會太高，以派送房票、鼓勵買房為中心的人才新政，真能為一座城市招來想要的人才嗎？這樣的人才新政會不會只是地方政府為推動去庫存和全民炒房加的一把明火？在中央政府“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總基調下，地方政府另辟蹊徑找來單純的大學生當接盤俠，并且理直氣壯、以人才的名義？
可以肯定的是，短期看，人才新政可以帶來新增落戶并增加房產的交易量，但效果可能僅止于此，很有可能戶口來了人沒來，房子買了并不住。在虛偽的、精致的政策機心之下，二三線城市把人才招引進來或許困難不大，但要把人才留住、用好，使人才在這座城市的生產和生活都很舒服自然，有主人翁的感覺，恐怕大有困難。歸根結底，這要看一座城市的綜合實力和發展勢能。
考察二線城市的人才政策，其中彌漫著濃重的功利主義氣味。并不是不能講功利主義，而是諸多功利也要講平衡效應，僅僅拿學歷一個維度來衡量人才，未免失之淺薄，對一座城市來講尤其如此。城市是一個復雜的多維度的協作系統，這就決定了對人才的評估也要多元化，學歷只是其中一維。比如，性別、收入和工齡算不算一個角度？如果低工齡的優秀保姆月收入達到了1萬元，普通大學畢業生的月收入只有6000元，地方政府能解釋清楚為什么要給大學畢業生派送房票卻不給保姆派送嗎？以房票當誘餌，引進和培養的恐怕也只是更年輕的炒房客。地方政府如果真的為人才好，就該一視同仁，把所有的勞動者作為一個整體，來制訂公共政策，讓各行各業的人才在公平公正的政策環境中公平、自由地競爭。
長久以來，城市把外來人口當作負擔，這是對人口的誤判。二線城市為了擴大規模，長足發展，理當海納百川，吸引各式人才，為他們的安居樂業創造條件，從而實現多贏。從房價來看，正是因為一線城市嚴厲的限購，使得資金流向二三線城市，推高了他們的房價。一線城市不珍惜外來人口，才給了二線城市得人的機會。希望這些有志于“新一線”的二線城市，都能夠吸取一線城市的教訓，從微觀到宏觀，重估人的價值，不要人為制造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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