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測算，“一帶一路”所覆蓋區域中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每年將超過6000億美元，超過了全球主要開發性金融機構的全部資本金規模。這意味著，依靠傳統的對特定項目直接貸款融資的模式，已經難以滿足“一帶一路”的資金需求。
8月12日，在以“開發性金融與一帶一路建設”為主題的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殷勇提到，與商業性金融不同，開發性金融采用保本微利的基本模式，這一模式隱含一定程度的暗中利息補貼。由于補貼沒有顯性化，導致在進行談判和做出決策時，往往意識不到這種補貼的程度。同時，由于開發性金融看上去還可以微利，受益國家對這種暗補往往并不買賬。
此外，開發性金融的資金成本相對較低，導致不同國家或不同項目之間存在攀比情況。由于開發性金融往往對少數項目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項目集中度比較高，其在項目建成后存在比較大的道德風險，比如選擇性違約，即“賴帳”風險。因此，開發性金融的傳統模式已經很難滿足“一帶一路”的巨大資金需求。
“放眼國際，在動用政府資金發揮資金效益方面，過去幾年中的確出現過一些有益做法，值得我們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進行參考和借鑒。”殷勇指出。
他舉例稱，早在2014年，歐元區為了應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推出一項稱為“容克計劃”的歐洲投資計劃。即歐盟出資260億歐元，歐洲投資銀行出資75億歐元，兩者相加共335億歐元的種子資金，通過采取擔保、劣后級股權的方式，力求撬動總共5000億歐元的投資規模，來服務歐洲基礎設施投資、中小企業融資、教育、科研創新等融資需求，杠桿率大概是15倍。用少量資金撬動了大額資金，對于歐洲應對主權危機和復蘇經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另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對受援國進行資助的時候，在機制設計上有兩個重要的理念：一是撬動私人資本，IMF的資金從來不是用來滿足受援國所有融資需求，而是通過產生帶動催化作用，使得私人資本跟進對救援國的融資；二是受援國與IMF一起制訂改革計劃，促進經濟結構改進完善，從而增加市場信心，產生相應的政策杠桿效應。“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出手之后，絕大部分危機能夠比較快得到穩定。”
因此，殷勇建議，借鑒國際經驗，盡可能發揮開發性金融的杠桿作用，來提升開發性金融的效力，具體可從四方面入手：一是盡可能用于股本投資，從而撬動更多的債務融資；二是盡可能用作劣后級資本，從而撬動更多的股權投資；三是盡可能采取公私合營模式，從而撬動更多的私人部門投資；四是盡可能投資基礎設施等正外部效應強的項目，從而撬動其他更多項目的投資。
他進一步解釋稱，所謂正外部性強的項目，比如修一條高速公路，作為投資者而言你的利潤是有限的，但你提供了公共品的服務，為沿線企業帶來很大的效益，從而帶動其他投資的收益。
殷勇還提到，在開發性金融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有幣種選擇的問題。由于美國、日本、歐洲實行零利率、負利率政策，例如日本10年期國債利率僅為0.05%，美元10年期利率也在2.2%左右，在國際上融資絕對成本相對較低，而人民幣10年期國債利率則達到3.5%左右。給人形成人民幣資金缺乏競爭力的印象。
在他看來，這種認識并不準確，應從兩個方面理解：第一，如果金融市場 足夠發達，兩種幣種可以通過貨幣掉期操作進行轉化。；第二，中國也能提供多個幣種的融資選擇，中國外匯儲備包含全球所有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完全能夠滿足融資需求中可能出現的其他幣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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