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和實踐上,貿易自由化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哈佛大學教授格里高利·曼昆曾經說,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好處是唯一所有經濟學家都支持的論斷。盡管如此,世界上也很少有國家實行完全的貿易自由化。許多國家都保護自己的農業,世界貿易組織也允許因為國家安全和環境保護的原因對進出口加以管制。曾經長期倡導自由貿易的美國,現在認為美國企業和工人的利益受到傷害,開始轉向貿易保護主義。
跨境直接投資的發展優化了全球生產力布局,東道國和投資國均因此受益。不過,各國往往把直接投資中的綠地投資和并購投資一起統計,但實際上兩者的影響有很大區別。綠地投資擴大東道國的生產能力,往往伴隨著就業和資本存量的雙提升,所有國家都因此歡迎甚至鼓勵綠地投資。但并購投資往往只涉及資產所有權的轉換,對東道國和投資國影響并不確定。近年來,許多國家開始基于國家安全的理由審查來自境外的并購投資。
金融全球化一度被認為是全球化的高級形式,但其理論基礎不過是將貿易自由化的理論移植到金融領域,實際上經不起多少推敲。在缺乏統一監管和統一貨幣的世界里,短期資本大規模的流動很容易造成金融風險甚至金融危機,特別是對那些本國貨幣不是國際儲備貨幣的國家而言。美國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伯格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四十多年,是金融史上最動蕩的時期。曾經力推金融全球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也終于承認,不受約束的短期資本的跨國流動很可能弊大于利,實施一定的管制是必要的。
人口的跨境流動也是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整個十九世紀,全球移民規模曾高達1億人。雖然目前的規模和當年不能比,但由于就業壓力、文化沖突和恐怖主義的威脅,移民問題日益成為當前部分發達國家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即使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也對移民輸入采取謹慎的態度。而短期的人員跨境流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服務貿易中,多數情況下是受歡迎和鼓勵的,但如果規模過大或是過于集中,仍有可能引起東道國的反彈。
可見,不是所有的全球化在所有的時候對所有的國家都有利。筆者認為,從國家總體利益出發,對于全球化不能照單全收,應根據自身比較優勢、發展階段和發展目標來決定以何種方式參與哪一方面的全球化。就像點菜或是服裝訂制一樣,適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比如說中國在制造業有比較優勢,我們應該堅持推進貨物貿易的自由化。雖然我們在服務業不具備比較優勢,但考慮到服務業發展水平的落后已經制約了國家的總體發展,我們也同樣應該積極尋求服務貿易的開放。而為了進一步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我們仍然要實行“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對外資流入和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都鼓勵。考慮到人民幣還不是國際儲備貨幣,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和監管能力還有所欠缺,當資本外流比較嚴重的時候,實施一定的外匯管制是十分必要的。對于境外高技術人才可以加大吸引力度,但對于低技能勞動力的輸入,應在保證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基礎上嚴格限制,對于非法滯留的境外人士應依法予以清理。
相比之下,美國將繼續向其他國家施壓,要求其向美國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開放,如農業和金融服務業。美國在制造業不具有比較優勢,將是美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重點。為了保護國內就業,美國也將采取更加嚴格的移民控制措施,并采取措施鼓勵資本回流。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大家都訂制全球化,必然導致千差萬別的要求,要想達成一致,只有通過談判和協商解決。如果能達成共識,全球化得以推進,否則全球化就會停滯甚至倒退。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歷時多年都未能取得成果,正是因為參與各方的訴求差距太大。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談判還能取得一些進展,因為達成共識相對容易一些。但在當前“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連后者也無法保證。（原標題：方晉:訂制全球化是未來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