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秋冬季大氣污染治理攻堅行動新聞發布會上，環保部首次提出了量化問責概念，問責針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個城市，將結合發現問題的數量對準區縣、地市，最高將問責地級市委書記。這引發輿論關注。
對治霾不力進行問責，早已是從政府到民間的共識。但問責治霾不力，之前缺少一套細化的制度，以至于相應的問責有時比較隨意：問不問責，經常取決于許多人為因素，如上級督促力度大不大、社會是否反響強烈等，彈性空間不小。
量化問責的提出，無疑是問責制度化的破冰之舉。
量化問責不僅明晰了問責的啟動標準——如排名后三位且大氣質量改善目標比例低于60%的問責副市長，低于30%的問責市長，不降反升的問責市委書記，什么問題可以問責到什么層級，一目了然；還將問責的層級也提高了：副縣(區)長、縣(區)長、縣(區)委書記；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地方的主要領導都納入了問責對象。
問責治霾不力，此前多針對的基層部門官員。某些基層官員做不好分內事，當然該承擔責任。但更需反思的，是有些基層官員為何會怠惰？不排除有的是個人問題，但更多的是當地治霾考核上壓力傳導不到位所致。
而壓力傳導不到位，問題就出在“上面”。個別地方主要負責人把“鐵腕治污”掛在嘴邊，大會講、小會說，實際工作中卻不以為然，又怎么可能給下級官員以治霾的壓力？此前，中央環保督查組在批評一些地方治霾不力時，都會提到部分領導的“思想苗頭”，包括對治污“不重視”、“盲目樂觀”，對環保“艱巨性和敏感性認識不足”等。在此情景下，下面的治霾這根弦能不松？
問責治霾不力，不能只挑軟柿子捏，治霾的責任鏈條應當是個倒金字塔，越到上面責任越大，讓地方主要負責人為治霾擔責，這是責任型政府的應有之義。
量化問責，解決了向誰問責的問題，而這樣的“責”該怎么問，同樣需要關注。
針對治霾不力，如果對負責官員“罰酒三杯”，一紙不痛不癢的處分，甚至止于自我批評、檢討，那可能只是讓有些官員“丟面子”，震懾大打折扣。問責，需要動真格。對于相關責任官員，該降級的降級，該撤職的撤職，該依法追究失職瀆職的就該嚴厲追究才行。要讓官員明白，鐵腕治污，就是從鐵腕問責開始。（原標題：新京報：用量化問責推動“治霾不力必追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