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處于一個全新的周期節點，很多無法解釋的經濟異像反襯出經典理論和主流認知的匱乏。貨幣當局從過去的危機中吸取教訓，但為了解決已知的問題，卻將風險趕入未知的“水域”。
恐怕掌控政策大權的新凱恩斯主義者也沒有想到，全球經濟在經歷了金融危機和后危機時代的有驚無險之后，竟然慢慢駛入了平穩復蘇的理想車道。而貨幣主義者們也沒想到，在經歷了經濟史上史無前例的“直升機大撒錢”后，全球經濟竟然沒有出現一次顯著的通貨膨脹。而且，最近一年多以來，發達經濟體開始出現明顯的無通脹復蘇勢頭，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正遭遇現實的極大挑戰，央行奉行的泰勒方程和通脹目標制也迫切需要做出參數校準甚至方程重構。
由于缺乏合適的理論工具，人們已無法對越來越多的現實異像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經濟世界開始變得蒙昧未知。比如史無前例的資產泡沫、長期附著的有毒資產、不斷鈍化的債務周期、結構扭曲的定價邏輯、飛速亂轉的美林時鐘等，這一切幾乎都超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認知和解釋范疇。從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在不同場合，批評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已經過度沉迷于工具技術，卻在面向現實世界的深度思想供給方面，面臨著極大的貧乏。
的確，指導貨幣政策當局和投資者的經濟學理論，除了在工具方面越來越精巧和復雜之外，在思想進化方面卻停滯不前，已經幾十年沒有出現過對現實有說服力的學說和流派。在崇尚理性的現代人面前，對于沒有理論解釋的現狀和沒有理論指導的未來，都會不自覺的產生迷茫、焦慮、甚至恐慌。所以，當前的宏觀經濟研究，其實仍然沒有走出后危機時代的陰影。在不斷膨脹的債務和泡沫面前，人們所能做的，似乎只能是等待下一場金融危機的清算。
全球經濟正在蒙昧未知的水域航行，對于接下來將要發生什么，似乎沒有人能準確的說清楚。當前在金融市場上正在發生的一幕幕：忽然爆發的大宗市場，跌跌不休的美元指數，眾星捧月的垃圾債券，扭曲時間的負利率等等，都很難用過去的經驗去理解和分析。經驗的學習會讓政策當局及時規避過去曾經發生過、現在正在發生的問題，但人為干預的擾動——無論是貨幣端的量化寬松，還是財政端的赤字基建——在解決已知的問題和危機的同時，卻不知不覺的將危險趕入了未知的“水域”。
比如，一生都在鉆研宏觀經濟學圣杯——1929年大蕭條問題——的伯南克們，當然不會再讓經濟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在次貸危機發生時果斷不惜代價的啟動恐怕連凱恩斯自己都想象不到的量化寬松政策，將金融危機控制在了失去控制之前，并逐漸呵護經濟進入緩慢復蘇的道路。
這是因為，近一個世紀過去，大蕭條發生的機理已經基本研究清楚，救助的藥方和措施也有了很大的完善和改進。其中最大的改進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各國央行的基礎貨幣供給變成了“脫韁的野馬”，可以采取“直升機撒錢”的方式，為崩潰中的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這導致的后果是，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以及大量本該破產銷表的金融機構長期“帶病生存”，這在過去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人們從來沒見過如此大規模的政府信用濫用。
但即使如此，恐怕仍然沒人相信，僅靠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各國經濟能走出困境并步入漫長的復蘇之路。時至今日，按照統計數據美國經濟的增長歷程已經持續了33個季度，位列歷史上時間長度第三的復蘇周期，而且如果不發生意外，到明年下半年將達到美國歷史上第二長的增長時間記錄。
而歐洲最近一年多的表現也讓經濟學者們大為驚訝，預測中的民粹危機、債務風險、再次衰退等不僅沒有到來，而且還出現了歐債危機以來最強勁、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復蘇。日本也在巨大的債務中亦步亦趨的走出通縮，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壓力明顯得到緩解，甚至出現了二十年罕見的擴表和加杠桿行為。在中國上游產業率先回暖的帶領下，全球經濟闊別多年的產能周期或朱格拉周期很可能重啟。所謂的“新周期”在神秘的疑云中若隱若現。
全球性的朱格拉周期真的要再次崛起？從現實的數據觀察來看并非不無可能，因為自次貸危機以后，主要發達國家的固定投資不振已經近十年，即使不考慮為新增產能而擴大再生產，單純從存量資產的折舊和置換來看，企業家都應該有增加資本支出的需求。而在周期的結構上，我們認為房地產投資對新周期的邊際貢獻，要大于制造業的投資。美國、德國等最近房地產投資數據的強勁也正在說明這一點。
中國的例子也很明顯 ，房地產投資對上下游產業拉動的乘數效應非常強。然而，需要引起經濟學家注意的是，這次朱格拉新周期可能成為有史以來最短促、最微弱的周期，主要是因為人口老齡化加速疊加債務周期頂部鈍化，前者壓抑有效需求，后者約束企業的信用擴張能力。（原標題：全球經濟正在駛向“百慕大”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