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一個帶有鮮明時代烙印的群體。2008年后，山西興起轟轟烈烈的煤炭改制重組，煤老板們手握巨額資金從歷史舞臺上四散離去，各自走進人生的下半場。
如果不是這篇報道的鉤沉，“煤老板”這個名詞，或者說作為一個群體的“煤老板”，確實在公眾視線中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屬于“昨日的世界”。GQ報道呈現的是幾位煤老板在“后煤老板時代”的艱難轉型故事，而從更廣闊的視野看，煤老板轉型的糾葛，遠不止一個群體的尷尬，更是一個時代謀求向前的縮影。
煤炭資源是先天的，但煤老板群體及其對應的產業生態卻是時代的產物。那是個經濟迅猛增長、權力監督失范的年代。煤老板的財富野心與不受約束的公權力合謀，締造了無數的財富與經濟神話，也產生了短期內難以彌合的后遺癥。眾所周知，如果在今天復盤煤炭業那個紙醉金迷的“叢林時代”，其關鍵詞或說是關鍵元素，除了煤老板，還有一個是當時的政商生態與官員群體。在經歷劇烈的產業調整與強力反腐后，這些領域的后遺癥逐步顯現。只是，包括煤老板自身的轉型在內，地方經濟的復原以及政商生態的修復，仍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
毫無疑問，那是一個煤炭業欣欣向榮的年代，而煤炭開采業興盛背后，也是各個行業產能的整體狂奔。只是，“最好的時代”有時也是“最壞的時代”，以煤炭開采業為代表的粗放型經濟增長，一方面確實激發了經濟活力，支撐了GDP的躍升和煤老板的發跡，另一方面，高速而粗放發展的代價觸目驚心。其背后對應的GDP至上的主政思維與急功近利的發展觀，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高企的生產事故，成為“帶血GDP”的典型注腳?；剡^頭來看，那樣一種經濟增長模式不僅注定難以持續，它隱含的巨額社會成本，讓人不得不對那個看似的“黃金年代”，有一個更理性的評價與反思。
經濟原因之外，塑造煤老板時代或說是促成煤炭開采業狂歡的，還有失序的政商關系與營商環境。當規則與法治被關系、利益、“潛規則”替代，不僅煤老板與公權力的關系被灰色化，市場競爭也處于漠視規則的叢林地帶。在行業整頓與反腐執紀的高壓之后，不僅煤老板隱退了，還有一大撥兒見不得光的政商網絡被戳破，一大批官員倒下，就是最直接的證明。對于其中所暴露的政商生態及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問題，仍需要在刮骨療毒的基礎上，保持足夠的警惕。
煤老板群體的迅速發跡，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國人的財富觀。那是一個推崇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賺快錢的年代，但同時也是一個“跪著賺大錢”的年代。這種近乎“原罪”式的致富方式，一方面刺激著社會的財富神經與財富觀念，另一方面，煤老板等同于暴發戶代名詞這一社會印象，也使得財富并沒有給他們帶來想象中的社會尊重與光環，甚至安全感也并沒有伴隨著財富增加。這顯然是一種畸形的財富生態，煤老板可能并非是唯一的代表。
作為一個群體的煤老板的式微乃至消失，難免讓人感慨。但締造煤老板的社會生態的瓦解，未嘗不是好事。（原標題：煤老板消失了，塑造他們的社會生態還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