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香港證監會和港交所就改革上市監管架構進行公眾咨詢，其中建議成立上市政策委員會和上市監督委員會，10個月的咨詢期結束后，今年9月15日公布咨詢結果，原擬成立的兩個委員會均未提及，而代之于成立上市政策小組。筆者認為，目前咨詢結果是各方妥協產物，對A股啟示頗多。
去年咨詢建議公布后，一些市場人士反應較為強烈，此次咨詢結果顯示香港證監會似有讓步。此次咨詢結果提出成立上市政策小組，作為建議、咨詢及督導平臺，借此達到原來提議設立的上市政策委員會的目標，不過該小組沒有制定規則的權力，其建議亦無約束力。另外原來提議設立的上市監管委員會更未涉及。
應該說，去年咨詢文件的出臺也事出有因。由于內地抑制炒殼，港股“殼”資源逐漸成為香餑餑，且香港創業板門檻較低，一些公司赴港上市目的或只為造殼獲利。從交易所方面來講，對此類行為或難有抑制動力，但若從市場長遠利益、投資者利益角度出發，香港證監會擬從前端嚴格上市條件和監管，理應得到諒解。
不過，由于市場主體的阻力不小，另外上市監管架構的改革也導致有權力重迭之嫌，咨詢結果與當初改革構想差異較大，也并不讓人意外。比如，去年咨詢建議提出成立上市監管委員會，重點處理有爭議性的上市申請，但在這方面或許原本就有相關機制或機構。目前在聯交所存在利益沖突時，香港證監會(香港交易所上市)委員會負責行使相當于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的權力及職能、香港證監會(香港交易所上市)上訴委員會負責行使相當于聯交所上市上訴委員會的權力及職能；也即香港證監會在特殊情況下也本可直接履行前線監管職能，筆者認為這兩個委員會甚至可處理有爭議的上市申請個案。另外，在雙重存檔制度下，企業上市需要取得香港證監會“不反對有關上市申請”的通知，香港證監會擁有事實上的最終否決權，這都使得新成立上市監管委員會的必要性沒有那么迫切。
未來雖然不成立上市監管委員會，但上市政策小組的成立，將讓香港證監會對上市政策具有較大影響，上市政策小組人員組成中，香港證監會與聯交所基本是對半分。另外，香港證監會將有權實行更為直接的“前置式監管”，當證監會職員認為可能有理據支持向申請人發出“反對意向書”，但需向申請人理清有關事宜時，可直接向申請人索取所需資料，而不必再經過聯交所“中轉”，這些或是此次改革的重大收獲。
香港證監會作為法定監管機構，維護市場整體利益，應是其義不容辭責任，在企業上市中本應發揮更大的監管作用；完善上市監管架構，讓其直接面對申請上市企業，是比較恰當的改革舉措。未來，香港證監會可能就如何執行涉及上市事宜的法定職能發布指引，筆者認為，這其中對香港證監會權力的監督與制衡機制，或是看點之一。
從香港改革上市監管架構，可以得到一些啟示。市場制度改革，應該在證券行業利益與公眾利益之間求得平衡、也應在服務企業與服務投資者之間求得平衡，既要發揮市場自發作用、又要發揮監管機構的監管引導作用。盡管此次香港證監會監管權力擴張有限，但未來其前線監管作用將得到越來越大的發揮，這應是解決香港市場造殼賣殼、老千股頻出的根本要求。
當前，A股市場的新股發行制度改革一直是個熱點問題。與港股市場相反，在A股新股發行監管審核中，滬深交易所的前線監管作用還遠遠發揮不夠，這方面需要有相應改革舉措。香港聯交所負責上市相關事宜的日常工作，上市委員會由28名成員組成，來自金融、會計、法律等領域知名人士，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是當然委員；建議完善A股發審委的人員組成，目前公示的80名發審委委員主要來自中介機構、高校、大型投資機構，不妨將交易所相關人員充實進去，讓滬深交易所對發審委具有一定影響力。當前證監會正在引導交易所工作重心向一線監管轉移，那么在新股發行領域，要發揮交易所前線監管作用，參與發審委那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