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森對2007年以來的全球金融風暴做出解釋，從而展開了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大背景。在韋森看來，在解釋這場金融危機的各種理論中，熊彼特的商業周期理論比凱恩斯、弗里德曼的商業周期理論更具解釋力。
韋森認為，2007年的金融危機所引發的世界經濟衰退看似突如其來，若反思過去20多年來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的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過程，就會覺得似乎有其內在的必然性。無論是從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理論，還是從朱格拉中周期理論，在審視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演變過程中都顯示出，這一世界性經濟衰退早就應該發生。
只是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的世界經濟全球化，與此相關的網絡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在兩者的互動過程中，美聯儲反周期的貨幣政策，華爾街和西方國家金融市場中金融衍生品的創新、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分工，以及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而有所延緩和推遲。即便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長波”存在，但不一定如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斷言的那樣，一定就是40年到60年。如果這一次世界性經濟衰退的深層原因，卻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衰竭，那么西方國家刺激經濟復蘇猛藥的效果就很值得懷疑。
基于上述判斷，韋森展開了冷靜的分析：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市場化的結果，中國經濟市場化可歸納為三個標志性事件：農村土地承包、鄧小平南方談話后國企改革和加入WTO。盡管目前中國制造業技術和生產能力基本上接近世界發達國家水平，但整體上，美國和西方其他發達國家在許多尖端科技領域仍領先于中國。如果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長期衰退和蕭條，中國依靠外貿出口保持高增長的模式將難以持續。因此，中國必須逐漸轉變為依靠內需的增長模式。要完成這一轉變，首先必須采取的戰略就是“減稅富民”，讓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人，都能在國民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自己的收入基本上與GDP的增速同步增長。
韋森引用了臺灣學者賴建誠的研究：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幾乎與GDP增長速率同步，在“國強”時，“民富”了，并且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一直不太大。然而，中國的情況卻相反，只富了很少人，收入分配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向政府傾斜，財富向國家轉移和集中，積累率遠遠高于消費率。要改變這一格局，真正實現“讓利于民”和“藏富于民”，這要求政府在采取“減稅富民”基本國策的前提下，在政府財政預算中，加大公共服務的投入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幅增加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科學研究、以及文化建設等方面的政府投入，從而大幅提高國內消費需求，以此拉動國內投資需求。此外，中國要密切關注美國政府推動的新能源產業革命的進展和成效，加大在新技術、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生物工程和生物技術方面的投入，以期在未來的大國競爭中居于人類科學發明和技術創新的前列。
韋森的分析均基于人性的常識，符合現實社會中民眾的真實狀況和消費心理。由于政府在醫療、教育等公共領域投入的不足，導致民眾不得不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因此，他們的消費能力被削減。政府對民眾養老和疾病治療的投入不足，導致民眾不得不預存一部分救命錢，不到萬不得已不敢拿出來花費，這進一步影響和制約了內需，導致積累率遠遠高于消費率。與此同時，現有的土地招拍掛制度形成了各級政府的土地財政，加上附著在土地財政上的沉重稅負，兩者結合形成的高房價，迫使民眾安居成為可望不可即的夢想。這無疑影響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去年，財稅專家李煒光曾有“死亡稅負”之說。李煒光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征稅過重，接近40%的稅負對中國企業意味著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稅率”。韋森的研究與李煒光的觀點接近，韋森發現，政府的財政總收入，比中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還高。而中國大量企業都在生死存亡線掙扎，導致最近幾年實體部門投資持續下降。營改增后，企業的稅負沒有減下來，反而有所增加。從單項稅率說，中國企業稅負不一定最高，但更大負擔來自“費”，尤其是高負債和高利率的還款負擔。基于此，韋森主張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降低企業債務和利息負擔。在本書中，韋森多次提到了凱恩斯的洞見：“各國利潤膨脹時期和萎縮時期與國家的興盛時期和衰敗時期異常地相符”。只有讓民營企業活下來，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推動經濟增長。
對于中國的廣義貨幣增速居高不下，韋森認為，近些年房價快速上漲，房產交易量快速攀升，這一商業過程內生出了廣義貨幣，并非中央銀行發鈔所致。而擠掉信貸泡沫的方法就是政府不再盲目進行無效率甚至浪費性擴張和投資，順應經濟下行，減稅富民，改變政府投資帶動經濟增長的方式，轉向靠市場、靠企業、靠民間推動經濟增長。如果說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是吃“市場化改革紅利”，那么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就要靠吃“制度化改革”的紅利。（原標題：韋森：中國經濟市場紅利之后要靠制度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