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央行下調外匯風險準備金，從此前的20%直接下調至零。
此舉的直接效用有二：市場法人和自然人遠期購買外匯套利的成本因此而有所下降，提供遠期購匯服務的商業銀行，相應的服務成本亦相應降低；適度抑制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逐步將人民幣重新納入雙向波動的調控籠子。
普通中國人對央行向商業銀行收取存款準備金制度已早有耳聞，但對央行收取外匯風險準備金卻十分陌生。甚至常年需反復購匯結匯的多數中小外貿企業，也很少能說出個所以然來。鑒于此準備金是向商業銀行收取的，即如對此“金”有所了解的外貿企業，也很少在意上心。其實，羊毛出在羊身上，商業銀行提供遠期購匯服務的成本一旦上升，最終都得由購匯人買單。
遠期購匯套利曾經歷長達一年有余之瘋狂。2015年四季度至2016年前三個季度，明顯超越實際需求的全民遠期購匯套利，成為國內外匯儲備一度有跌破3萬億美元大關趨勢的“幫兇”，在不自覺中扮演了集體唱空中國經濟前景“吹鼓手”的角色。
去年下半年起，人民幣一貶再貶，人民幣對美元一度有跌穿7比1關口之虞。天有不測風云，就算金融大鱷索羅斯之流，人算亦敵不過天算。美國經濟強勁復蘇的神話，因特朗普上臺導致的“美國亂象”而明顯放緩，令美元重新走軟，客觀上減輕了人民幣持續貶值壓力。
當然，人民幣重新企穩，更大功勞要記在中國政府所采取的組合式匯率調控政策上（包括央行果斷收取外匯風險準備金）。尤其不能忽視已持續大半年的金融全面整治風暴，對穩定匯率所產生的巨大溢出效應。金融去杠桿動了真格，各路資金重回實體經濟趨勢漸顯，遠期購匯套利的投機資金總盤子自會相應減縮。
一段時間來，也有輿論將人民幣持續震蕩式貶值，以及國內外匯儲備的快速縮水，歸咎于“8.11”（2015年）匯改的步幅邁得太大。對此，筆者不敢茍同。深化匯改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環節之一。這一步遲早都得邁出去，早晚都得支付不菲學費。正因為有如此定力，針對“8.11”匯改中出現的遠期購匯套利瘋狂，政府沒有急病亂投醫，更沒有踩“急剎車”，而是綜合施策，主要借助藥性溫和的“中藥”進行“中性調理”。觀實際效果，大到政府金融宏調能力，小到央行調控匯率和匯市，其火候拿捏，精準度與靈活性把握，均隨中國經濟穩健運行而成長。
有輿論還認為，美元走軟是人民幣重新進入升值通道的主要福音。是的，人民幣從接近跌破7到前天差點站上6.5，既有美元相助，更有“中性調理”之功勞，但這些均系外因。外因通過內因才起作用，筆者以為，最主要的內因，首先當數中國經濟重新企穩趨好，舊動能轉換明顯快于市場和業界預期；新動能所產生的拉力，更讓處心積慮唱衰中國經濟者心生嫉妒恨。否則，今年以來，IMF、世界銀行及各大國際投行，不可能連續數次上調針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預期。
經濟全球化之后，人民幣升值過快同樣不利于中國經濟進一步企穩趨好，7月份，中國出口增幅跌至11.3%，上個月跌破兩位數至6.9%。如果不采取相應的調控措施必致出口進一步下滑，對企穩趨好形成反向拉力。（原標題：適度抑制人民幣升值，央行小試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