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的分型來看，稅收還有很多地方需要調整，比如增值稅，增值稅營改增以后已經全面形成增值稅，但我們的增值稅同歐洲國家相比，仍然沒有完全地規范化。”6月17日，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在2017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表示。
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
以下為許善達論壇發言：
許善達：因為1993年設計新稅制的時候，當時我們國家從計劃經濟開始改革，在計劃經濟下，我們政府和企業的分配上，是基本上學習蘇聯的一套，所以政府集中的很多，企業連折舊費都要上繳，當時就是那個體制，所以1993年設計的時候，盡管是這么一個體制，后來因為有承包以后，政府的收入就累累下降，已經對經濟的控制能力萎縮。所以給我們當時定的就是說，新稅制設計的時候，要保持原來的那個法定稅負，要能夠保持不變。這個法定稅負是比較高的，是延續著計劃經濟傳統，所以增值稅，比如當時定的是17%，實際我們當時不能扣除得很多，買機器設備不能扣除，所以實際要跟歐洲標準規范的比，那個負擔我估計至少得有30%，所以隨著改革的進程，我們不斷來調整，調整就是一方面加強我們的征收管理，把那個稅收流失的錢收回來，一方面就降低法定的稅負的水平，所以我們2003年開始允許抵扣基金稅率稅款，現在營改增，仍然沒有增加稅負，是抵扣，所以從從1993年到現在，一直是降低法定稅負的過程。從前年有一個爭論，說宏觀稅負水平到了現在的水平上，是合適還是偏高，還是偏低呢？我們下一步怎么走呢？從前年就開始有一場口水官司。大家都在爭論，學者都在爭論。去年的7月份，我們的政治局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策，就是要降低宏觀稅負，這場口水官司不打了，開始降低宏觀稅負。而且大家注意，降低宏觀稅負的決策是7月份，5月份實行營改增，也就是說在營改增減稅以后，還要降低宏觀稅負，而我們的整個稅收結構里，企業占到80%多，所以降低宏觀稅負，主要就要降低企業的稅負。所以這個我覺得是領導人已經做出重要的決策?，F在要說爭論的話，我們降低哪些哪個結構上降低哪些，降低的先降什么，后降什么，目前爭論討論比較多的就是這個。
從現在來看，應該說比較共識的，一個就是勞動力成本，特別是社保繳費率是偏高的，目前大概是40%，這個是偏高的，但是要降到多少，20%還是30%，還是多少？這個沒有定，但是降要討論。另外，工薪的個人所得稅，最高到45%，這個比美國的都高，這個已經影響到我們很多優秀人才的，增加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這個現在也基本上有共識，就是要適當往下降。當然，具體方案還是有關部門在研究，但是這個方向是確定無疑的。現在還有一個爭論，就是剛才講的都是社保繳費，還有最近國務院決定減少了很多行政性收費，現在有個爭論是什么呢？就是稅還有沒有需要降低的部分，這個現在還是有爭論的。有一些專家認為，稅收不能再降了，只能降低這些收費，但是從現在的分型來看，稅收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調整的，就包括降低一些稅的負擔。比如說我們的增值稅，我們增值稅營改增以后已經全面形成增值稅了，但是我們的增值稅跟歐洲的，包括亞洲，比如像韓國，他們實施的這種標準的增值稅，我們的增值稅還仍然沒有完全地規范化，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就是按照標準的規范化增值稅，它每個月你的消項減進項，如果是正的要繳稅，如果是負的政府要退稅，我們現在是負的政府不退稅，什么時候有正的，再對沖。這樣量相當大，叫留底稅款。應該負的要退一下，正的要往上收。這樣的辦法，對企業來說，一個是占壓了企業的資金，一個是稅收，如果正常經濟發展，稅收并不減少，只不過今天退，明天多掙一點，今天給企業多一點。這還是在稅收上，還有一些，就包括我們現在最大的增值稅本身，還是有很多可以來研究，進一步規范化，進一步降低企業負擔的一些因素。我們需要來考慮，來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