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據中興內部人士透露，中興已在前天與美國簽署了原則性協議。美國商務部將撤銷針對該公司向美國供應商采購零部件的禁令，使中興通訊得以恢復運營。

終于，在進行了1個半月的不斷商談和之后，中興再次起死回生。但由于美國不斷單方面毀約，中興最終能否躲過制裁，還未可知。

其實，對于今年以來美國不斷的貿易挑釁，我們早習以為常。但特朗普政府為何一直追著中國不放，三方四次向中國挑起貿易爭端？

在美國自己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或許可以找到答案。這篇報告題為《對過去十年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作用的評估》，作者羅伯特·萊特希澤是美代表團第一次來華談判的成員之一，屬對華貿易鷹派陣營。

小編仔細研究了一下這份報告，覺得里面針對中國的指摘大都不值一駁，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人內心的真實想法：中國的復興，挑戰了西方自由主義；中國的崛起，讓美國體制不可戰勝的信念告吹。美國在中國的崛起中感到了危機，現在他們要開始采取措施，對付中國。

以下為報告內容節選：

1999年，當是否與中國建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之爭拉開序幕時，許多美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為，民主和資本主義上升“至全球支配地位是千禧年至關重要的進步”。

這種自信，現在可以被視為狂妄，促使美國很多政策制定者相信，中國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和資本主義的懷抱。實際上，一些政策制定者當真以為自由貿易將與美國國力攜手并進。比如，2001年12月，代表湯姆·迪萊（共和黨，得克薩斯州）宣稱：“美國民主和資本主義的持續勝利有賴國際貿易的擴張，直至這一行動的好處惠及公民個人。”

然而，在過去十年里，中國的復興已經使得美國人深入骨髓的信念受到了質疑：

2001—2009年，美國名義GDP增長了38.6%。同期，中國名義GDP增長幅度超過了271%。

2001—2009年，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總出口增長了45%。同期，中國總出口增長了331%。

2001—2009年，美國全球貿易逆差從3980億美元上升到了4180億美元。

盡管2009年貿易量因近期的經濟危機有所減少。同期，中國全球貿易順差從170億美元暴增至2840億美元。

除了上述經濟表現方面的記錄，現在還有一種普遍共識：“華爾街走下坡是美國體制并非不可戰勝的證明。”事實上，很多投資者都把他們的賭注押在了中國而非美國經濟上。正如投資專家吉姆·羅杰斯遷往新加坡并開始教其女普通話時解釋的，“如果你在1807年是個聰明人，你會搬到倫敦，如果你在1907年是個聰明人，你會搬到紐約，而如果你在2007年是個聰明人，你會搬到亞洲”。

鑒于這些事實，中國領導人認為我們的自由貿易和市場開放制度正在失敗很難不令人驚訝。擁有在華業務的跨國公司高層已經證實，這確實是中國政策制定者的想法：

一年前許多西方國家銀行業的嚴重衰退和幾近崩潰，伴隨著中國相對穩健的經濟表現，已經令中國政策制定者相信，西方的自由貿易和市場開放政策并不像之前以為的那樣有效，新的產業政策值得嘗試。他們說，“別給我們看失敗的范例，我們在找完全不同的路子”，所以你知道，明顯更愿意嘗試毫無經驗可循的政策。

一位分析家也宣稱，“自由貿易的浪潮現在已經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國家資本主義”。

現在，我們怎么辦？

許多專家認為，我們與中國的貿易關系時對我們的經濟和WTO有效運作的威脅。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應當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呢？正如下面會詳細討論的，我認為，他們應當停止如此消極的態度，轉而采取一系列直接措施緩和中國重商主義行為引起的損害，并思考更具想象力的措施來對付中國。

我們不能再如此消極。迄今為止的十年里，在中國實施造成貿易嚴重失衡的政策的同時，美國政策制定者幾乎沒有反應。這種態度不奏效，美國政府是時候變積極了。

有一些可以帶來明顯改變的直接措施。假如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認真解決中國的重商主義問題，應當立即采取幾項措施。

首先，我們必須積極實施我們的貿易法規，包括我們的反傾銷法和反補貼法，以及421條款的保障措施。對正在因中國不公平的進口貿易而遭受損害的美國企業和勞動者來說，實施貿易法規就是短期內提供有效救濟的最為實際的措施。因此，最低限度，我們應當：

任命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官員，他們承諾嚴格執行我們的貿易法規；

為反傾銷法起見，繼續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

為我們的反補貼法起見，認定中國操縱貨幣的做法構成補貼；

向有資格援引421條款獲得保障措施救濟的產業提供大力度的、有效的此類救濟；

采取旨在強化我們貿易法規的措施；

嚴格限制其他國家試圖通過WTO爭端解決程序攻擊我們貿易法規的行為；以及

拒絕任何將會削弱我們貿易法規的新協議。

其次，我們必須對中國操縱貨幣的行為作出回應。如上所述，美國政府為我們的反補貼法起見應當將操縱貨幣視為一種補貼。此外，美國應當正式指認中國為貨幣操縱者，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質疑中國的操縱貨幣行為，并以操縱貨幣是被禁止的出口補貼為由向WTO提交案件。

第三，我們應當向WTO提交有關中國不遵守WTO義務的補充案件。正如上面所解釋的，WTO爭端解決程序并不是設計出來解決我們在中國身上發現的全面不履行義務問題的。盡管如此，我們仍應當盡量積極運用該程序。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已經確定了在一些領域——從知識產權到產業政策到經銷服務，中國沒有遵守其WTO義務。如有必要，國會應當給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額外資源以增強其審理并打贏新案件的能力。

我們必須有意愿采取更具想象力的做法。很遺憾，上面概括的措施可能不足以解決現在的危機。正如本報告通篇所述，中國對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獨一無二的挑戰，這可能會要求獨一無二的應對。

數年來，我們對華經濟地位由于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拒絕冒險——涉及質疑中國的重商主義，已經發生了惡化。結果，我們現在因為每個人都認為不可持續的貿易失衡而煩惱。扭絞雙手、盡量往好處想絕非答案。我們需要強大的領導者，他們做好了艱難決策的準備，在危機解決之前決不罷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