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用減稅來刺激經濟并不是特朗普才有的，各個國家都在不同時期曾經采取過不同形式的“減稅計劃”。在中國，無論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還是“康乾之治”，其共同特征是，國家初建、百業(yè)待興，經濟所面臨的壓力巨大，而所有這些時期所采取的政策也都有一個共同點：“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近代世界歷史上，至今被人津津樂道的就是著名的“里根計劃”，以減稅政策為主成功使得美國經濟迅速走出滯漲的泥潭。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其道理非常簡單，一個國家的稅收取決于稅基和稅率兩個因素，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超過一定限度后，再提高稅率將侵蝕稅基，稅收收入反而下降。
這就意味著，在稅收過高的情形下，通過減稅可以刺激企業(yè)投資，實現(xiàn)經濟增長，雖然稅率下降，但是稅基由此而變大，反而能夠使得稅收收入增加。
這一稅率和稅收之間的關系，因為是由美國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拉弗率先提出，被稱為“拉弗曲線”。從效果來看，歷史上的歷次減稅政策都有效地刺激了實體經濟的發(fā)展，帶動了經濟的長期增長。
客觀而言，美國政府此次推出的大規(guī)模減稅計劃是對其本國制造業(yè)長期不振、經濟疲軟、就業(yè)壓力巨大的一種自然反應。可以預期，這一方案雖然短期內可能會為美國政府帶來財政壓力，但長期將大力的刺激美國經濟體的復蘇。
從全球經濟來看，當今世界已經處于高度全球化的時代，市場規(guī)律下，企業(yè)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主體，必然會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走到“公共服務足夠好，稅收足夠低”的國家，獲取更多的利潤，這和我們每個人追求“物美價廉”的東西是一個道理。
全球化時代的國家間競爭本質上是“公共服務”的競爭，而“稅收”是對公共服務的定價。提供“物美價廉”的公共服務是國家競爭的核心。一個國家要想吸引企業(yè)投資，助力經濟增長，就必需能夠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而又收取較低的稅收，否則，注定要在世界競爭中落伍。
就中國而言，中國企業(yè)稅費負擔較重是一個長期以來的普遍問題，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到美國辦廠的事情引起了很多熱議，甚至有專家提出中國的“死亡稅率”問題。
如果考察稅收，我們需要比較的不僅僅是稅收這個“價格”高不高，而是“公共服務”的質量是不是能夠和“稅收”足夠匹配。如果公共服務質量足夠高，那么“稅收定價”高也是情理之中，但是，中國的稅收不僅僅體現(xiàn)在“名義稅收”上，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各類“公共服務質量”沒有即時改善，審批刁難、辦事拖延、招待費等隱形的制度性成本構成來“隱形稅負”，是造成我國企業(yè)“綜合稅負過高”的重要原因。
美國作為第一大經濟體的這一大規(guī)模減稅計劃必然引發(fā)一系列連鎖反應。就中國而言，從內在需求看，最近一些年來我國的實體經濟利潤微薄，有著巨大的下滑壓力和出走動機，通過大規(guī)模的減稅政策使得實體經濟從中獲利，吸引國內外企業(yè)投資，保持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本身就是當前我國經濟發(fā)展的內在要求。
從外部壓力看，這一巨幅減稅計劃必然會吸引大量的國外投資，其他國家的投資會涌向美國。如果我們不進行減稅，則可以預期，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會下降，國內的企業(yè)會加速走出去，我們會面臨著更大的資本外逃的壓力、外匯儲備流壓力和經濟增長壓力。在這一博弈的過程中，誰行動的越早，對誰就越有利，反應遲滯則受損更嚴重。
不管我們情不情愿，當美國政府做出這一減稅計劃時，中國必需要有所應對。客觀來講，如果我們也能夠加入稅收競爭，一方面，通過“瘦身健體”來實現(xiàn)公共服務質量的提高，另一方面，通過減稅來刺激企業(yè)投資、民眾消費，提高本國公共服務的“性價比”，那么，則可以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如果不能及時應對，則在全球競爭的情勢下，經濟增長的壓力會持續(xù)加大。
同時，我們需要看到的是，美國的減稅政策對于全球經濟并不是一種零和博弈，而是有可能變成正和博弈。一方面，當今世界主要經濟體復蘇乏力的普遍原因是，本國企業(yè)稅負過重、公共服務不力，導致各國企業(yè)投資動力不足；另一方面，作為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全世界的經濟體都面臨外部需求疲軟的問題。而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和中國的減稅競爭，一方面，有可能為世界各國提供“物美價廉”的公共服務帶來示范效應，刺激各國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的經濟快速復蘇，也必然會帶動全球經濟外部需求快速的增長，刺激全球經濟復蘇，帶來全球經濟的正循環(huán)效應。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之間的良性競爭也是大國責任的表現(xiàn)。
因此，無論從客觀來看，還是主觀來看，我們不應該對于減稅競爭抱有敵意，而是，客觀冷靜的分析形勢，做出積極有效的應對，助力中國經濟自身的快速發(fā)展和全球經濟的復蘇。
